此前我见过这位刘老的照片，在2008年初的一次通信中，老人虽婉拒了采访拍摄的要求，但却迅速地寄来许多资料和照片，还有一封钢笔信，字迹遒劲疏朗，似黄山谷，上面还盖了他自己刻的印章。看过照片的人都说，这老先生气质风度可真好。

这时候刘老早已定居珠海，我去拜访前一天，忐忑地打了电话表明意图，我以为他会考虑一番再做答复，未曾想到，他爽快地说：采不采访先不提，欢迎来做客。

那天飞机降落珠海的时候，小城里都是雨水，气温开始低了，是珠海多日来首度降雨。我辗转着安顿下来，已经快晚上8点了，给老人打电话想约着次日见面。他听说了我的住处，突然焦虑起来，说那里是老城区，不安全。

我表示没关系，次日一早我就会搬到老人住所附近。然后电话就挂了。

三十分钟后，正当我坐在出租车上想着去哪里填饱肚子时，刘老的电话再次打来，他已帮我预定好一家干净安全的宾馆，正在我住处附近。而与此同时，受他委托的同事正驱车奔驰在接我的路上。

同事吴女士和先生告诉我，刘老原本要打车来接我，又怕年老误事，才劳烦了吴氏夫妇。我为如此劳师动众而深感愧疚，吴女士却大手一挥：我们都习惯啦，刘老从来都是这样的性格。

那天我到达拱北宾馆已近晚上十点，刘老帮我订好房间后，在那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寒夜里，他穿一件短袖白T恤，牛仔裤，揣着一瓶体能饮料，先带吴女士检查了我房间门锁的牢靠，方才松了一口气，毫不见外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真的是一点都没把当外人。

19岁那会儿，离开杭州投奔革命。那一年正读高三，在著名的蕙兰中学，也就是今天的杭州第二高级中学。那一年他和《家》里面的二儿子一样，决定和“封建家族”一刀两断。1956年，他主动要求从部队到青海柴达木挖石油。那会儿反右还没开始，从部队转业本来可以回杭州任一个闲职，可那时候，杭州已不是他的家了。三年前，他母亲八姨太就把占地数万倾的刘庄捐献给国家，连同其中价值连城的古董字画。八姨太一点东西也没给自己留下，未几饥寒交迫、贫穷终老。而刘老一别生母六十载，虽因为立场原因，他们的人生再无交集。很多年以后再说起这事儿，他还是对母亲这一义举表示莫大的支持。

在青海，刘老自称只是一个普通的“石油工人”。而我直到后来听旁人介绍，才知道他一直在柴达木盆地担任高层管理者，五十年代，月薪已高达300元人民币。

在西部生活了六七年后，他自愿下放农场。那时，海南还不是一个独立省份，南粤最艰苦的农场就在这个天涯海角，又广袤又凄凉，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歌里唱的椰果大又甜，也没有菠萝甘如蜜。他和老伴面对这片什么都没有的红土生活了二十年，很高兴自己能做一名农场工人。又是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的职称是高级农技师。可能是那二十年里亲眼见证了当地农民的苦，也就特别能理解现在的农民工有多不容易。

关于他辉煌人生，关于他带领团队打出的中国第一桶石油，关于广东农场后来的发达他只字未提。我问他六七十年代遭了多少磨难，他笑了笑。过去了，就当做从没发生过。刘老至今还笃信共产主义，却因出身问题，一辈子遗憾没能成为党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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