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刘庄毛泽东赏雪处。朱克增 摄影

毛泽东与杭州的几个故事

主持起草宪法草案

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抵达杭州，按计划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来杭，时间达80天左右，除起草宪法外，也兼顾着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事务。在南下杭州途中，他对随行人员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他在杭期间，住在刘庄（现为西湖国宾馆）一号楼，办公地点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即葛岭山麓30号）前的平房里，系统阅读、研究、比较了中外各类宪法，为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炼出了一个适合国情的根本指导方针。

宪法起草工作从1954年1月9日正式开始。1月10日，制定了宪法起草工作计划。1月1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中央，通报了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2月17日左右，草案初稿起草出来。随后，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小组通读通改；2月24日完成“二读稿”，2月26日完成“三读稿”，3月9日拿出“四读稿”。从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本。3月初，毛泽东修改审定了《宪法草案初稿说明》。对于这个宪法草案初稿的每份过程稿，毛泽东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字斟句酌，改了又改，批语也写了不少。

毛泽东在杭主持起草宪法的办公时间，很有特点和规律，大多是从午后3点至次日早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曾这样回忆说：“起草宪法工作十分繁重和辛苦。1954年1月9日，宪法的起草工作开始运转。当时毛泽东主席住在刘庄一号楼。每天午后三点，他便带领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路八十四号的办公地点。当时北山路八十四号大院三十号是由主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主楼先前是谭震林一家居住的，谭震林调到上海后，我家搬进去了。我们让出后，毛主席就在平房里办公，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宪法起草工作，与北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有进展，都及时报到北京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讨论后，再将意见反馈杭州。起草小组再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毛泽东在杭期间的饮食很简单：每餐一小碗饭、一只馒头、一盘辣椒、一盘青菜、一碟肉和一小碗汤，不准多做。

1954年3月14日晚，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离杭返京。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通过和颁布。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草过程中，“西湖稿”可以说是奠定了一个基础，它不仅在宪法史中留有重重的一笔，也给美丽的杭州刻下了永恒的历史记忆。

考察新登农业生产合作社

从1952年起，杭州周边农村地区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作为全省试办重点的新登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省委农工部的直接领导与帮助下，在以许桂荣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典型的示范引导下，到1954年春，新登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250个，参加农户达3900户，占总农户的21.1%，从而引起了正在杭州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关注。在听取了省委负责同志关于浙江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尤其是新登县许桂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办过程，及其对全省农业合作运动的示范推进作用的汇报后，毛泽东对这个只有7万多人口的新登县有了较深的印象，决定抽出时间到新登去看看。

1954年1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带着随行人员，分乘4辆轿车，在省公安厅厅长王芳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新登县。在离县城约5公里的松溪桥东，毛泽东走下汽车，沿公路向县城方向走去。一路上，毛泽东时而向陪同人员了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时而走到农田边，细细察看农作物。大约步行了3华里，路旁出现了一个自然村——王家水碓村，有10多户人家，大多姓王。毛泽东便大步进了村，来到了农业社会计王关林家。

在王关林家，毛泽东先是询问了王关林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接着询问村庄的村名、户数、田亩数及村民成分构成等。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毛泽东问起了有关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农民是不是都是自愿入社？”“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王关林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介绍说：“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以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水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以达到600斤。”毛泽东称赞道：“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王关林家门前的人越来越多，毛泽东便又向大家问起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回答都和王关林说的差不多。临走时，群众拥着毛泽东送到村口。

在回杭州的途中，他对随行的人员说：“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永不翻身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

毛泽东考察新登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消息传开后，极大地鼓舞了杭州市和浙江省的干部群众，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视察钱塘江堤

毛泽东在杭主持起草宪法草案期间，非常关心钱塘江流域的防洪抗险及农田水利建设工作。

1954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对机要秘书叶子龙和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说，要去看钱塘江。王芳当时以为毛泽东要去观潮，就说了句，“现在不是看潮的时候”，毛泽东即说，“不是看潮，是去看江堤。”王芳立即让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易成铸去调查勘察选好地段。

钱塘江水系是浙江的母亲河，其支流布满了半个浙江，上游为新安江，中游为富春江，下游为钱塘江、杭州湾。然而，由于近代以来的积贫积弱，1949年杭州解放时，钱塘江干流的防洪设施较少（建德、富阳、桐庐县县治所在地和杭州市区筑有部分堤防），且陈旧破败，两岸农田经常遭受洪涝灾害。据记载，1950年夏秋，钱塘江流域普降大雨，萧山受涝16万亩，富阳受淹10万亩；钱塘江水一度冲破杭州一堡外沙老堤，决口12处，淹农田300亩、房屋70间。1951年夏，全市被淹农田41万亩，冲毁水利设施434处，堤塘决口11处，倒塌房屋400多间，淹死6人。1952年，全市被淹农田41万亩，冲毁水利设施617处，倒塌房屋150多间，淹死10人。1953年，全市被淹农田8万亩，冲毁水利设施763处，倒塌房屋30多间，淹死6人。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一行驱车前往。车子沿杭沪公路过杭州七堡后，在靠钱塘江堤六七十米的地方停下来。这段堤坝由石块筑成，长方形的石块与石块之间用特制的铁条扣住。当时的天气比较冷，风很大，毛泽东穿了件大衣，健步走上江堤，沿坝堤步行了一里多路。

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有关指示，杭州市委、市政府，一以贯之地重视和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治江围涂。经过60多年的不懈努力，培修、加固、新建海塘和江堤1400公里，围涂60多万亩，特别是建成了钱塘江两岸的高标准防洪海塘170多公里（包括500年一遇的主城区海塘），从而确保了钱塘江两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了杭州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