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890年3月7日生，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者。1936年4月开始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在其领导下，浙江大学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文军长征”，铸就了浙大办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天目山荣幸之至，成为这一辉煌历史的起点。

浙江大学天目山分校的创立

《永远的大学精神——浙大西迁办学纪实》记载：

“1937年9月14日，竺可桢校长在参加庐山谈话散会后，便立即奔赴远离城市、地处深山丛林中的浙江西天目山禅源寺，与该寺妙定方丈商议，租借其寺院闲置房屋，作为新生的教学和生活所用。经请示，得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批准，于9月21日至26日，浙大一年级250名新生相继被安置在西天目山禅源寺，并于27日正式开始上课。从此，浙大师生开始走上了长达9年的救亡图存、铸造辉煌的艰辛历程。”

浙大选择西天目山，应该出于以下几种考虑：一是随着全民族抗战爆发，杭州越来越不安全，学校需要寻找一处安全场所供学生学习。二是西天目山离杭州较近，有公路可达山脚。群山环绕，是一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三是山脚的禅源寺有较多闲置房屋，周边又有清幽学习环境。竺可桢在《大学生之责任》一文中写道：“禅源寺是我国东南各省的有名大丛林，西天目参天夹道的柳杉，更是中国各地所少见。在这种心旷神怡的环境之下，我们应该能够树立一个优良的学术空气。”四是有熟人做中间介绍。

竺校长在日记中写道：

“……中午，鲁珍约西天目主持妙空及当家人无净来谈，并在校素餐。……膳后仲翔与彼等商租屋条件，僧人要每月千元，而校中只允三百元，相去甚殊。余乃商诸罗霞天……”“……仲翔及鲁珍与西天目山和尚妙空及无净接洽租屋事，至晚始定每月租金四百元，假定以一年为期，由双方签字，罗霞天为证人。”

罗霞天：

临安太阳人，曾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常委、主任委员等职，1949年去台湾。

浙大天目山分校的师生们

竺校长在天目山设立分校，不是一时起意，也不是仅做短暂停留，而是有着精心的筹划和准备。

竺可桢校长在禅源寺

竺可桢校长对天目山本就熟悉，1936年一年当中就三游天目山，对天目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为了办好天目山分校，他选派学校相关人员赴天目山实地考察，积极协商寺院租借经费事宜，调查天目山交通状况，成立西天目临时办公室。

在浙大第13次校务会议上，学校决定：“大学本部迁天目山禅源寺，定9月20日之前先迁一年级”，“二三四年级定双十节以前迁禅源寺”。在师资安排上，学校也做了充分考虑。“9月7日，聘朱庭祜先生为本校天目山分校主任。”

朱庭祜：

上海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是中国早期地质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考察西沙群岛地质资源第一人，曾参加新安江等大型电站建设。

入学学生中，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程开甲即是其中代表。程开甲1937年7月考取浙大物理系，为当年一年级新生，随校到天目山分校就读。

浙大导师制在天目山分校的创立

“10月12日，天目山分校，大一导师会举行成立大会。”

浙大在天目山分校创立导师制，竺可桢做了详细说明：

“我们行导师制，是为了要每个大学生明了他的责任。……诸位在大学一年所花的不过二三百元，而国家为诸位所花的，每年却要到一千五六百元，所以国家所花的钱，比诸位自己所花的要多到七八倍。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

浙大西迁办学纪念碑

可见竺校长对导师制寄予了很大期望。“以我个人所晓得实行导师制的，浙江大学要算第一个。”天目山是否就是中国导师制的发源地呢？

据竺可桢日记记载：

“此间导师制制度实行以来尚称顺手，学生既觉有一师长时可问询，而老师亦有数青年为友不致寂寞，天目山实为导师制之理想地点。”

天不遂人愿。随着战事逼近，天目山也岌岌可危。1937年11月底，浙大将天目山分校师生逐步迁移至建德办学，天目山分校办学历史暂告段落，但浙大“求是创新”精神在当地代代相传。2011年，为纪念浙江大学办学114周年，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在天目山禅源寺内落成，对这段办学历史做了最好的注解。

作者单位： 中共临安区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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