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有一个特殊群体叫做“龙江哥”。这是岁月给予的一个特定称谓，没有男女之分，凡是到黑龙江下乡的，都可以称为“龙江哥”。尤其是老三届（1966、1967、1968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简称“老三届”）中，当时杭州下乡知青有十万多人，其中有四万多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数量之大，影响了无数家庭。北大荒、兵团、屯垦、戍边……这些在今天听来越来越陌生的词汇，却曾经是一代人的生命底色。

这批人的特殊经历是无法复制的历史印迹，那些背井离乡的岁月又是如何度过的呢？德国工学博士朱维毅的新书《生命中的兵团》，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由非兵团亲历者完成的有关兵团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1952年出生的他是北京“老三届”初中生，虽然没有前往兵团，但曾两次从城市赴山西榆次插队。这几年，他花了大量时间采访黑龙江兵团历史的亲历者，写下了这本《生命中的兵团》，讲述那一代人在北大荒的种种生活经历。其中，就包括了杭州那一批“龙江哥”。

近日，朱维毅带着《生命中的兵团》来杭州做分享沙龙，很多当年的兵团人闻讯赶来，一段段裹挟着时代风云的激昂岁月在平静的生活下重新翻涌了出来。现在，我们跟随书中被采访人物的口述，回到北大荒的“龙江哥”日子，一起去打捞父辈不愿被忘却的记忆。

杭十中毕业生胡加鑫： 坐知青专列出发时没掉一滴泪

胡加鑫当年单身前往兵团，返城时已经是一家三口。

兵团2师17团知青胡加鑫1969年告别了杭州，在1978年重归西子湖畔。说起20岁下乡的往事，当年的旅程仿佛还在他的眼前：

“1969年4月20日，我跟着杭州第一批去兵团的知青队伍从火车站出发，一趟专列拉了1200多人，分别来自4个学校：杭州六中、十中、铁路中学、女子中学，整整一届毕业生连锅端。首批赴黑龙江知青专列要出发，这在杭州是一件大事。市政府在车站举行隆重欢送仪式，场面格外热烈，但真到列车鸣笛要开动的时候，车上车下的人突然哭成了一片。我岁数比其他知青大一些，年轻人大一岁就是一岁，我挺坚强，没掉一滴眼泪。但后来忆起当时的情景，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对父母送孩子前往一个遥远陌生的环境的心情，年纪大的人会有更多感受。

“专列一路北上，沿途的景象让我们这些南方学生感到特别新鲜。当专列在济南车站停靠时，我们有好几百人呼啦一下就涌出了车站。为了等候大家归队，专列延迟了发车时间。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沿途经停的所有车站都对我们关闭了出站的大门。

“快到天津站时，护送我们去兵团的校‘工宣队’领导让我到天津后去站前邮局发一封电报给兵团机关，让兵团为这批人提前准备好棉帽和棉鞋，等专列到哈尔滨时好送上车来。天津站的出站口铁门也是大锁把关，我跑去找值班站长商量，他就是不给开门。我急了，对他说：‘黑龙江的4月还是冰天雪地，这封电报要是发不出去，兵团就不能及时备好御寒品，真要把这一千多南方知青冻坏了，你要承担责任！’这话他听进去了，马上打电话请示上级，然后同意放我出站办事。没想到大栅栏门刚打开了一条缝，就被黑压压的一大群同学给挤开了，人群蜂拥而出，把值班站长气坏了。

“等我发完电报返回站台时，还有80多个‘看天津’的同学没有回来。专列不能再等，只能发车先走。值班站长沉着脸和我一起等到所有掉队分子回来，然后安排我们搭上了86次特快列车去追赶知青专列。他知道专列走得慢，一路上总要停下来给别的火车让路，这帮杭州学生肯定能赶得上它。

“列车到沈阳时，广播里通知说，知青专列在四平车站等候我们。到四平后我们终于又登上了专列。在那里，一场我们从未领教过的大雪让大伙儿开了眼界，那鹅毛般的雪片纷纷扬扬，铺天盖地而来。东北用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我们这些南来的远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