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任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的屠呦呦在进行科研工作。

2011年9月23日，纽约。

这年度拉斯克奖颁奖典礼被安排在一个酒会上举行，在这个轻松的西式社交场合，屠呦呦有些拘谨，她捧起奖杯，面带微笑地让记者拍照，然后照着讲稿发言。屠呦呦带着浓浓的江浙口音，“我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拉斯克奖是美国最有声望的生物医学奖，被视为诺奖的风向标。这之前，屠呦呦的名字很少出现在国内媒体上，她既不是两院院士，也没有留过洋，更没有博士头衔。

2015年10月5日，斯德哥尔摩。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屠呦呦的名字出现在获奖者的名单中。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说：“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困扰了人类几千年，构成重大的全球性健康问题。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应用在治疗中，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

这一年，屠呦呦85岁。

很少公开露面

这些年，屠呦呦很少公开露面，关于她的报道，大多集中在2011年。

2011年8月22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等人在科学网上的一篇引起热议博文《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她和另一位同样寂寂无闻且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张亭栋，才渐渐引起媒体的关注。而之后的拉斯克奖，让这种关注达到顶峰。

在中国，公众与科学界对诺奖的渴望是勿需掩饰的事实。即便这次获得诺贝尔奖，屠呦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是简短地说几句，“是大家几十年努力的成果”，然后匆匆挂掉电话。

沉默，低调，是这位从文革走过的科学家保持多年的习惯。

特殊年代的特殊研究

1951年，屠呦呦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读书。在那个年代，身为女孩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她说“很幸运”。

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之后50多年里，除参加过为期两年半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她几乎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北京东直门附近的那座小楼。

她最优秀的研究工作完成于1969年至1972年之间，正值“文革”时期。

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接到了一个“中草药抗疟”的研发任务，那是一个军事计划的一部分，代号523，志在援越“打击美帝”，方法是寻找有效的抗新药——在1960年代的东南亚战场上，疟原虫已经对奎宁类药物产生了抗性。

最初的523任务中，有尝试中草药和针灸抗疟功效的研究小组，却没有中医科学院的参与。直到1969年，为了“加强中草药方面的研究力量”，中医科学院应召加入，屠呦呦也随之参与了项目。当时她38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因为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在那个资深科学家大部分已被打为右派的年代，屠呦呦很快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带领一个小组的成员开始查阅中医药典籍，走访老中医，埋头于那些变黄、发脆的故纸堆中，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耗时3个月，从两千多个药方中筛出640个，又锁定到一百多个样本，最终入选的胡椒“虽对疟原虫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抑杀作用并不理想”。青蒿是当时的191号样本，虽然曾经有过68%的抑菌率，复筛结果却一直不好。

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不起眼的菊科植物都不是最受关注的药物，直到有一天，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5℃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这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温度正是青蒿素提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