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笔者从事抗日战争地方史的研究，访问了不少亲历抗战的浙江籍老兵，查阅了许多资料，坦率地说，对于沦陷时期，杭州地下党的活动资料留存不多（或许，先人疏于记载，或者说，吾辈阅读范围有限），可惜的是，大多数抗战老兵已经谢世。

2017年2月26日，在寻访抗战老兵李文烈老人时（1923年12月出生），在他的叙述中了解到，日军占领杭州时期，许多志士仁人走上抗日救国之路。以李文烈老人为例，当时他只是一个中学生，在中共党员郑迈的引导下，走上了抗战第一线，报效国家民族（见拙作《黄埔》杂志2017年第5期）。从他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当年中共杭州地下党组织为抗日救亡做了许多工作。在文史委“打捞历史碎片，还原历史真相”鼓舞下，本文将这一段历史插曲呈现给读者。为此，古都文化研究会史卫东等特地到杭州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地方文献部等，从浩如烟海的抗战资料中，终于找到了郑迈的回忆录，可说如获至宝，接下来，辗转打听到了郑迈儿子（郑雪）的下落，在下城区地方志办公室访问了郑雪，请他谈谈父亲的故事。

作者（左）与郑迈儿子郑雪（右）/2018-2-1在下城区志办

因此，本文既有文字记载，又有后人的记忆，还有亲历者的口述，可以说，有了较完备的资料。从这些口述或文字记载上，或许，可以窥探到抗战时期，杭州沦于敌手之后，市民不甘做亡国奴，奋起抗日，点点滴滴的心态与场景。

在日寇统治下进行抗日宣传

李老（李文烈）说，我小时住在玉皇山下，父亲当年在河坊街开了一家杂货铺，由此，我在清河坊高银巷小学读书，毕业时（1937），日军侵占了杭州。十四岁那年（到了初中阶段），我进入井亭桥附近的树范中学（今杭州第九中学）。在读书时，我们有一个好教师，叫郑迈，一个“艺专”（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教我们图画。其实，郑老师也只不过长了学生几岁而已，把同学当作弟妹一样看待，尤其是我们几个在班里比较活跃的学生，更是另眼相看。

虽说杭州已沦陷（在日本人统治下），郑老师在课堂上，仍然向我们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在少年的心灵里激发了抗日救国的志向 。在他（郑迈）的策划下，同学们偷偷到街上去张贴抗日标语。我们几个学生，神出鬼没的出现在街上。整个过程是这样的：晚上或清晨，大街上人迹稀少的时候，我们带来了抗日标语（事先写好），躲在隐蔽处，同学们先将标语背面涂上浆糊，将刷上浆糊的一面朝外，反面贴在背上，然后，跑到大街上，假装走累了，靠在墙边休息，接下来，将背脊靠在壁上，这样，一张标语就顺顺当当地贴在墙壁上了。

贴完标语，见到周围没人，一溜烟，跑了，神不知鬼不觉，在杭州街头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抗日救亡标语。

我们想让市民知道：杭州虽然被日军占领了，但是，中国人的抗日精神依然牢固扎根于民众的心中，号召大家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让全市人民藐视那些胆敢与日寇勾结的无耻汉奸。中华民族没有亡、中国人抗日的决心不会变！

到抗战后方继续学业

有一天，郑迈老师突然将我们几个贴标语的同学叫在一起，说道，我听学校教日语的一位日籍老师说，警察局已开始在注意这所学校（树范中学）的学生了。你们不能再在这里继续读书，否则，就有可能被日本宪兵抓去，大家应当到大后方去继续学业。

于是，我们几个同学瞒着家人，匆匆忙忙到了湖滨八弄（今六公园后面）的一所大房子里集合。

在那座房子里，我见到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同学也在那里。

那天晚上，郑老师与另外几个大人将我们送到湖墅一个地方的一条船上（当年湖墅还是城外一个冷僻地方）。

次日清晨，小船载着我们离开了杭州。船过祥符桥时，桥上有几个日本兵在站岗。虽说日军占领杭州城区，但城外仍是游击区。

日本兵大声喊道：“你们是什么人，到那里去？”

好在学校里学过日语，我大声用日语说：“我们是学生，到城外去看亲戚。”日本兵见到船上只是些小孩子，也就放行了。

我们坐的船先到余杭，那里有人接应，游击队员将我们送到了临安天目山上的一座寺院（禅源寺），就这样，我们成了流亡学生。抗战时，禅源寺是天目山的浙西抗战大本营。此时，正好黄埔军校在招生，我与几位同学听说后，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游击队员熟悉山区地形，将我们这些新生沿着天目山丛林中的崎岖小路，七转八拐，一直送到金华（当时金华仍在中国政府掌控下）。

后来，李文烈成为黄埔军校的学生与教官，此乃后话不提。

郑迈在杭的抗战经历

李文烈是在中共党员郑迈的影响下参加抗日活动，又在他的教育下，走上抗日之路，由一个普通中学生，成为一名真正抗日战士，那么，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郑迈（1919-2012），究竟是如何在杭州从事地下抗战活动的？我们查找了许多资料文献，终于在浙江图书馆地方文献室里找到了郑迈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杭州抗战纪实》（1996年版/杭州党史研究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在杭州进行地下活动的回忆》）有详尽介绍。

郑迈写道：1937年冬，杭州沦陷，我耳闻目睹日寇侵略中国的种种暴行，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激情，由此，1939年我参加了浙江省抗日政工队，在杭州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时年20岁），与此同时，介绍沦陷区学生到大后方（抗日根据地）去继续学业。不料，被人告密被捕，关押在汪伪上海法院看守所。在狱中，我结识了共产党员姜明、程维德和进步青年朱维基等，受到他们的影响与帮助。另一方面，我早年就阅读过许多进步书刊，对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党已经有了认识，和他们接触以后，思想上有参加革命的想往。

在杭州从事抗日活动

1943年，我因病假释出狱回杭，结识了汪伪勾庄自卫团的王一峙（王非）、朱思宏、鲍自光和进步青年虞振辉。同年7月，中共苏南党委浙西特派员罗希明到杭，经虞振辉（杭州金城饭店老板儿子）介绍，见到罗希明。不久，我向他提出了入党要求。同年秋，罗希明让我填写了入党志愿表，批准入党。自此开始，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

1943年冬，我与虞振辉、张炳炎组成党支部，由虞振辉任负责人。罗希明说，他负责整个杭嘉湖地区的党务工作，不常在杭州，平时由我们三个人过组织生活。由此，我们在小营巷张炳炎家开过二、三次会，主要是学习、汇报思想以及商议如何发展新党员、开展新工作。党支部由罗希明直接领导，在交待任务时，他对我们说，杭州的地下党组织遭受过严重破坏，必须重建党机构，发展新党员，任务相当艰难，要求我们各人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多交朋友，争取固定职业，立足本地，做好群众工作，了解敌情。

1943年冬，我经组织安排在金城饭店筹备处做事，次年夏，我又到中国书店当店员，后来，成为报刊记者。自此，我以记者的职业作掩护，开展对敌工作。

在金城饭店时，我发展了邱韵华（1924-2016）为党员，她是杭州电话局报务员，并对电话局的职业青年和服装、洋行职员进行团结教育工作，又与邱参与“东亚日语补习学校同学会”与职青会（杭州职业青年联合会）的工作。后经罗希明批准，发展了邱韵华、夏汝南、余巾英入党。

1945年2月，党中央决定加强城市工作，苏南区党委派翁迪民同志（化名刘惠人）到杭加强领导，经罗希明介绍，我与翁同志接上关系。翁到杭后，先住在虞振辉家。

三月间，我（郑迈）与邱韵华设法为翁（迪明）在藩司前租了二个小间楼房为住所。翁与李以家庭形式入住。后来，虞振辉和他的岳父包下了湖州皮毛药材税局，翁以挂名秘书主任名义作为掩护。翁迪民到杭后，领导我与虞、张三人工作，并确定我继续联系邱韵华、夏汝南、余巾英。

同年6月，翁迪民召集我们三人（虞、张、郑）在华藏里（我家）开会，决定中断我们三人的横间联系，分别由翁单线领导。在翁迪民的领导下，制定了“团结、教育、发展、利用、敬而远之”等不同的策略。决定我（郑迈）的主要工作是结团陈鑫森、黄添才、李志耕、陈士明，同时，培养教育魏养明、吴曼茵，争取发展祝让、黄圣荣，开展职业青年工作并了解敌伪的动态与情报。

发展新党员

我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组织。

1943年冬的一天，在路上，我偶遇邱韵华，开始有意识地与她接近，当我了解到她生活简朴、经济较困难，在校时已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思想上要求进步。邱在电话局工作，面对日寇的欺压，敢于联合同事进行抗争，有较强的爱国主义意识。

我向罗希明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决定将她作为培养对象，帮助她看清日寇的险恶面目，指示她团结周围的群众对日寇进行必要的斗争，并经常与她一起阅读《母亲》等进步书刊。

1944年夏，我将她介绍给罗希明同志，同年秋，邱加入共产党。接着，我又发展了夏汝南、余巾英入党。

1944年9月起，邱以听课的名义，经常去杭女中接近夏汝南。九月下旬，夏自编自导了进步话剧《荒园儿女》公演。不久，夏又抓住女中校长无理处分学生卢月梅事件，组织学生罢课。此举引起汪伪特务注意，我立即写了一张小条给夏，要他警惕敌人监视。

夏接受了我的建议，很快结束了罢课。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工作，夏、余均有了入党的要求。

十一月，罗希明批准了他们二人的入党申请，我在茅廊巷菜场约见了夏、余二位，代表组织与他们建立了关系，同时要求他们严守党的纪律、隐蔽自己、团结进步青年，做好抗敌斗争。

1945年2月，翁迪民同志再次来杭，我按翁的要求，请夏写了个人材料的补充说明。5月，我约夏、余二人在六公园见面，传达了上级组织的决定。

团结进步青年

东亚日语学校同学会是由王翔荪、孙文锦、邱韵华发起成立的，这个同学会是个自发组织，目的为了联络同学感情，相互帮助，进行联欢，互借图书、介绍职业等活动，印刷有《东亚会刊》。1944年夏，我（郑迈）帮助编辑了一期会刊，并写了一篇小品《红丘》。该会后因同学离校难于集中，是年（1944）底就停止了活动。

1944年冬，我从邱韵华处了解到杭州有个职业青年福利会，罗希明听说了，指示我与邱联系，开展对该会成员的工作。

翁迪明到杭后，也特别要我们重视职青会的工作。

该会原名杭州职业青年联谊会，由进步青年王仓夫、丁燕平、龚孟朴、潘仲仁、朱伟、叶植、李佐士等人发起，在1944年冬成立。岑为公（后为金秉礼）为理事长，实际上，这个理事会由进步青年掌握。该会活动以组织郊游、召开座谈会、读书会、球赛等为名，出有会刊，择定鼓楼作为会址，并开设了国文班、薄记班，办了个图书馆、茶室等，开展文娱活动，会员多时发展到三百余人，大部分为店员。成员间相互借阅图书、座谈联欢等活动，当时起到活跃生活、提高文化、联络感情，团结群众，促进进步思想传播等功能。

邱韵华以洋行职员身份在职青会活动，结交了不少朋友，团结了进步力量，这个青职会在吸收成员时，排斥汉奸，起到孤立汪伪政治保卫局反动势力的作用。我（郑迈）以浙江日报记者的身份参与了这个组织的活动，如读书会、联欢会等，从中了解情况，注意动向，同时帮助邱韵华工作。

1943年冬，我通过邱韵华在电话局工作的关系，了解到该局爱国青年职工反抗日本当局的欺压，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待遇等。成员除邱韵华以外，还有魏养民、吴曼茵等。自从邱韵华入党后，我们将魏养民、吴曼茵列为培养对象（魏在1948年入党）。

与此同时，我还对兴昌洋服店员陈三、学徒周锦才、安宅公司职员麻伟、日伪烟草组合翻译黄添才、延龄印刷厂员工黄圣荣、中国书店员工祝让等做了教育工作，这些人大多在解放战争时期入了党。

以职业作掩护，了解敌情

根据上级组织的指示，我们以社会职业为掩护，通过各人的社会关系，以交朋友方式，打进敌伪内部，了解敌情。我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了解到日本宪兵密探网、汪伪省警务处、汪伪特务机关100号、46号的情况与他们的动态，同时，通过邱韵华打入日商安宅洋行，了解日本特高课在该洋行楼上进行的活动。他们利用奸商去屯溪以做买卖为幌子，企图策动中国部队和人员投敌等情况。

我又以报社记者身份，了解伪杭州市政府重要人物、重要会议的情况与动态，并通过社会关系了解汪伪警务人员的活动，掌握敌伪的物资供应和管理情况，同时也掌握了当时的经济市场动态。

抗战胜利初期，我们还配合接管杭州做了准备工作。

我与父亲（郑迈）以及当年地下党员

郑雪告诉我们，解放后，父亲先在杭州市委统战部工作，后来调到教育局担任科长，接下来，在青年中学、临平中学任校长等。

郑迈（50年代）

对于本文中提到的几名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的情况，郑雪说，邱韵华就是我母亲，解放后担任保俶路省级机关干部子弟幼儿园党委书记。只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次审干运动中，因为是地下党员，莫明其妙的被定为“日伪敌特嫌疑”而清除出党，停止公职（八十年代后恢复名誉），直到改革开放前，母亲只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父亲也因母亲原因受到牵连。不过，不管别人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多年以来，父亲始终不渝地信任母亲（她是受冤屈的），他们互敬互爱，相互扶持，走过了漫长的人生旅途。父亲在杭州师范学院院务处处长位置离休，母亲（邱韵华）在省级机关北山幼儿园离休。

郑迈、邱韵华夫妇在保俶路干部子弟幼儿园/80年代

后排左1庐玉梅，左3邱韵华，前右2郑迈，右3虞振辉/80年代

其他几个党员我都熟悉，解放后，父亲与与他们一直有交往，罗叔叔（罗希明，1918-1988）解放后先在杭州公安部门工作，后来调到上海静安区政协任常委，离休后，享受老红军待遇。1988年过世（享年70岁）。余阿姨（余巾英，后改名夏之平）杭州女中43届毕业生，1947年利用电台播音员身份掩护，为党做秘密工作，也是第一个在电台播出“杭州解放”消息的人，解放后任电台副台长，在广播电视部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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