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和吴越文化曾经在长江流域交相辉映。东晋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炀帝观花，南朝放歌，不断反映出绰约多姿的江南风景。唐代白居易《忆江南》词云：“江南好，最忆是杭州。”宋代苏轼在送他胞弟子由使契丹时饱含深情地写道，“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对北国和南方做了鲜明的对比。此后康王南渡，大明建都，康乾巡行，经济的繁荣孕育了医学文化的进步。如果“中国医学史”列出60家历代名医，浙江省将占三分之一。尤其是明末清初，“外郡人称武林（杭州）为医薮。”“读歧黄之学者咸归之。”

这里称武林为“医薮[sǒu]”，主要是指以张志聪为代表的钱塘医派的形成和发展。“钱塘医派”这个概念，最早来自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大作者，推钱塘”，把“钱塘”作为一批医学大家的代称。

▲张志聪画像

钱塘医派指的是明末及清代，以钱塘医家张卿子为开山祖，以张志聪、张锡驹为中坚人物，并有高世拭与仲学辂为传承代表的，以侣山堂为主要活动场所，集讲学、研究与诊疗活动为一体的，以维护旧论为学术主张的医学流派。

这个医派有三个特点：一是临床疗效卓著而名噪深巷；二是理论功底深厚以维护医经旧论见长；三是医学教育与集体研究相结合而富有创新启后的传承力量。这三个特点，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医、教、研相结合。但这三者的结合，不是奉旨行事的职能，而是以学术为核心、以权威为北辰、以教学相长为纽带的自然形成的知识群体。学术诸神结伴而行形成学派，学派同仁以其超越个体的集束成就彪炳史册。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钱塘医派。

▲杭州侣山堂旧址

钱塘医派的“维护旧论”，其本质是“尊经崇古”，也就是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正本清源，全面继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仲学辂认为：“元代以前太医院之所以名医多，是因为考试科目包括《素问》《难经》《千金方》等经典医籍，选授严格。明代太医院之所以名医少，是因为不考核经典，仅考一篇文章，一首歌诀，选技条件过低。”明末清初时期，不少医生“重今轻古”，不愿意在医学经典的研习上下苦功，一意走捷径，图速成，仅凭当时流行的通俗医书方书行医，结果根基浅、基础差而医术低下。钱塘医派面对这种庸医泛滥、积重难返的局面，振臂高呼，固本洞源，尊经崇古，而且苦下功夫，积极实践，这实际上是一个力挽狂澜的举措。张志聪提出“医以力学为先”。“《素问》注疏告竣，复借同学诸公，举《灵枢》而诠释之。因知经意深微，旨趣层析，一字一理，确有旨归，以理会针，以针悟证，殚心研虑，鸡鸣风雨，未敢少休。”他二十年如一日钻研仲景之学，在完成《伤寒论宗印》时感到尚有不足之处，乃先请同学们一起来订正，又在讲课中征求大家的意见，最终形成二稿，定名《伤寒论纲目》。接着又在《伤寒论纲目》的基础上，撰著《伤寒论集注》，功力之深，可见一斑。这种尊经崇古、刻苦用功、扭转时弊的识见和学风，值得今天中医界同仁认真借鉴。

▲陈修园画像

钱塘医派以侣山堂为教学基地，延续办学三十余年，讲学论道，著书立说，培养的医家一批又一批，医治疑难病的高手一个接一个，撰著的医书近百种，这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无疑是辉煌的一章。近代的中医教育体制在课程安排上参照西医教育模式，在学院建设上先是仿苏联模式，后来又按西方模式改革，中医自己的教育经验在哪里？任老中医们“把栏杆拍遍，登临意，无人会”（辛弃疾语）。后来加了“师带徒”一节，已算上上大吉。其实，在中医教育史上，除了官府办学以外，师徒相授，家学相传，聚众讲学，书院课读，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都有一些符合学科规律的教学精华可供撷取。

可惜现实生活中多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一般规律，多的是善于向“国际接轨”的时髦教育家。对中国式的中医教育，一向是不肯“因事制宜”的。现在看来，钱塘医派的办学经验就值得研究和借鉴。借鉴并非照抄，尊古也非复古，问题在于需要有改革的智慧和勇气，也需要有张志聪等人那种孜孜求真的决心和学风。

时代在呼唤力挽狂澜的中医教育的改革家，人民在期待具有真知灼见、而非人云亦云、陶醉于“自我感觉良好”之中的中医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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