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花落又一年，又到清明扫墓时。狮子山下有三位英雄长眠于此，我们在上中小学时，曾经多次来到这里给烈士上坟。这三位烈士的名字叫王贤清、孙玉基和吴继坤。

那还要从杭州的解放说起，1949年5月3日杭州城解放，杭州郊区的杭县也随着解放，解放军的各部派驻杭县各区，任务就是剿匪和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杭县上泗区当时有九个小乡，包括富阳受降镇和余杭闲林的一些村庄。上泗区的第一个区公所建在新宁乡袁家浦村，后来搬到了凌家桥被没收的原国民政府上泗区区长张正生的房子里。

刚解放的上泗区情况非常复杂，有国民党的残余、地主恶霸、一贯道和哥老会等组织，拿枪的土匪有好几百。白天解放军做群众工作，晚上，土匪威胁群众，新生的人民政权，工作很难开展。

解放军上泗区区小队的队长是郑福山，山东邹县人，他是上泗区的第一任区长，带领他的四十几位战士日夜摸排敌情，采取措施，一个一个打击，工作难度很大。据我邻居长荣哥讲，郑福山区长化妆成叫花子，戴着笠帽，穿着破衣服，拎着一只讨饭篮，篮里还有一只破碗，拄着一根打狗棍，出没在袁家浦的老百姓家里，或者在村庄里，与老百姓拉家常，了解土匪出没的轨迹，也了解土匪的真实姓名，分化瓦解土匪。

土匪经常发动突然袭击，攻击区公所。郑福山区长和他的区小队队员们经常在袁浦田野的稻草窠里过夜。

大部分的土匪还是由于生活所迫成为了土匪，身上没有血债，只要弃恶从善，放下武器，人民政权还是原谅了他们。郑福山区长他们的工作还是有一定成效，我们有一位本家远房堂阿哥，现在也有九十多岁了吧，当时就是参加了便衣军（日本鬼子侵略期间，他们也做过一些抗日游击工作；解放初期，就是国民党残余和土匪部队）。由于郑福山区长深入细致的多次上门工作，最后，我们那位远房堂哥带着他的驳壳枪，向上泗区区小队投降，得到了宽大处理。

但是，总的敌情非常复杂，土匪经常袭击共产党的农会组织，杀害农会骨干。特别是在金家岭以北，受降、闲林等地的部分村庄，土匪非常猖狂，伺机对解放军剿匪小队发动攻击。

1949年7月10日，解放军上泗区区小队班长王贤清，由于患重病高烧不退，已经昏迷不醒，急需送到杭州城里去紧急治疗。区小队派了孙玉基和吴继坤两位战士护送，当时，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村级组织还没有建立，由施家园村（今属于富阳受降镇，也就是现在的银湖街道）伪保长施以伯，叫了8位民工抬担架。民工中，施以伯安排进了土匪。等到担架抬到茅草山（现在的银湖街道四联村），山路两旁埋伏了四十多位土匪。孙玉基和吴继坤马上进行了还击，由于寡不敌众，两位解放军战士牺牲了。躺在担架上的王贤清，是被施以伯安排抬担架的土匪用铁锤砸死的。

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杭州市军管会，鉴于上泗区地形复杂，水乡河汊密布，西山里又便于土匪藏匿，光靠区小队四十多位战士远远不够。杭州市军管会派了大部队，对上泗区的土匪一次性地剿灭。最后抓住了伪保长施以伯，也抓住了残酷杀害三位解放军战士的相关土匪。杭州市军管会在上泗区开了公判大会，枪毙了施以伯等一批罪大恶极的土匪，部分土匪被判了有期徒刑。从此后，上泗区的匪患才得到彻底的解决，百姓的生活才得到安宁。

王贤清、孙玉基和吴继坤三位烈士的墓一开始建在上泗粮站边上的，后来，移到了上泗中学后面的山坡上。上泗区区长郑福山后来做了上泗人民公社的社长，再后来做过西湖区人社局的局长，他的爱人曹礼勇，还做过多年的袁浦小学的校长，可惜，那时，我还没有上学，也就没有什么印象。郑福山区长于1982年7月逝世，上泗的许多百姓自发赶到殡仪馆前去悼念。

我在上泗中学读书和教书十六年，不知道去过烈士墓边多少次，站在上泗中学的校园里也看得到烈士墓。已经好几年没有去瞻仰三位烈士了，烈士墓所在的云栖小镇变化巨大，这也是当年的烈士们没有想到的吧。今天，写下此文，纪念王贤清、孙玉基和吴继坤三位烈士，纪念上泗区第一任区长郑福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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