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一号”中的陶瓷器向我们展示了南宋时期贸易陶瓷的主要面目。当时，浙江的青瓷系、福建的黑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构成了贸易陶瓷的三大类别，这与本土陶瓷的使用也相去无几。真正受南宋上流社会和文人士大夫追捧的瓷器，首推浙江青瓷。

青，是宋人所青睐的颜色，这种审美来自古人对自然的热爱。青是自然之色，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解为“青，生也。象物生时色也”，又《尔雅》释“春为青阳，谓万物生也”。这种审美又源自君子的谦逊，青瓷的美如玉，谦谦君子亦如玉。历代瓷器对“青”也有各自的美学追求，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引《爱日堂钞》中言，自古陶瓷器多重“青品”，如“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

南宋时期的青瓷承袭自北宋，北宋青瓷的烧造已经遍布大江南北。北方河南的汝窑、陕西的耀州窑都是著名的青瓷窑口，而南方，除浙江地区传统的窑业基地越窑、婺州窑、瓯窑，以及新崛起的龙泉窑烧造青瓷外，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等窑口都可见青瓷的烧造。至南宋，除浙江仍以青瓷生产为主外，其他地区，如福建于宋元之间出现青瓷、黑瓷、青白瓷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湖北、湖南、两广、川渝等地的窑口，青瓷生产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现象。此时，浙江青瓷器的代表为南宋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它们各自的工艺创新使青瓷的釉质厚若脂玉，将中国古代青瓷的艺术表现推向了极致。

越窑：衰而未灭

浙江慈溪上林湖一带，是传统的越窑烧造地带。在东汉时期创烧，盛于唐代。唐人陆羽在《茶经》中写道：“盌，越州上，鼎州次……越瓷类玉……。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其晶莹的釉色和轻薄的造型，唐人陆龟蒙咏其“夺得千峰翠色来”，徐夤咏其“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质量上乘的越窑，又称“秘色瓷”，专为进贡，民间不得使用。

传统意义上，越窑随着吴越钱氏政权的覆灭走向衰落，北宋中晚期逐渐消亡。然而1990年上林湖一带南宋地层的发掘，却打破了这一概念。经过考古发掘，此地层除了传统越窑烧造的刻、划花青釉产品外，还出现了一类与汝窑和南宋郊坛下官窑风格相类似的产品，色泽呈天青、粉青，釉呈乳浊状，烧成工艺和北宋晚期的汝窑产品十分接近，品种涉及祭器、陈设器、生活用器等。这一发现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越窑在南宋的发展情况。

据《中兴礼书》记载，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绍兴四年（1134年）朝廷曾分别命越州和绍兴余姚县烧造明堂祭器。考古实物中有一件匣钵外底又刻“官”字，同时还发现“御厨”“进”“甲申殿”“慈宁殿”“苑”“贵妃”等字款，所以不难推断，该窑址出土的产品依旧作为南宋宫廷用瓷在使用，而且为南宋官窑器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龙泉窑：粉墨登场

一反越窑的深沉，南宋龙泉窑则以色泽如玉的粉青、梅子青粉墨登场。它的窑址集中在浙江南部丽水一带，历代发现的窑址可达500多处，以龙泉县为主要烧造地区。关于它的创烧时代，有三国两晋说、五代说、北宋说。

北宋时期，龙泉窑初具规模，前期产品的特点以淡青色釉青瓷为主，胎呈白色，质地细腻，并有刻、划花纹装饰。北宋中晚期，龙泉窑胎体则较厚，胎呈灰色或浅灰色，釉色以青黄为主，开片现象较多，仍属石灰釉并有刻、划花纹装饰，器形以碗、盆、钵、瓶等实用器为主。

宋室南渡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本土对瓷器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然而传统的瓷窑如越窑、瓯窑等，却因种种原因而衰亡，瓷器产量再也满足不了巨大的市场需求。这时地处山区的龙泉，则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四面环山，不仅瓷土丰富，植被茂密，境内龙泉溪为瓯江主流，水路交通十分方便。凭着这样的自然优势再加以工艺创新，龙泉窑在南宋时期大放异彩。

南宋时期，龙泉窑工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这样几处：一是施釉工艺的发展和薄胎厚釉产品的出现。坯体方面，起初使用瓷石一种原料做坯，坯体较厚，中期以后转为瓷石和紫金土配置，胎壁较薄。此外，釉料采用了石灰碱釉的配置，通过多次上釉素烧的工艺，使得釉色出现了粉青、梅子青等青翠欲滴的釉色；其次龙泉窑也出现了黑胎青瓷产品，这一点与南宋官窑瓷有相似之处。

1983年南宋临安城遗址开始进行考古勘测，其中大量龙泉窑的瓷片和完整器被发现。其中有一件刻有“御厨款”、施透明釉的青瓷盘，便来自龙泉窑。足见无论是宫廷所需，还是百姓人家，龙泉青瓷都作为日用器被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