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永兴近照

屏峰村新貌

我想读书，但我妈的话有理有节。无奈！我白天加工麻袋，晚上做梦还在课堂里上课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时，我家住在官巷口里仁坊直街64号（就是现在的中山中路）。我家左边是香烟店、若望印刷所、竹器店、板刷店、罗文顺雨伞店、任家明箍桶店，一路过去直到铁线巷口。右边是傅高记杂货店、碧云阁裱画店、煤球店，一直到棚桥弄口炒货店。

我的爸爸与两个哥哥都是麻袋工人，家里开了一爿麻袋店。妈妈做家务，妹妹读惠兴小学二年级。我呢，刚读完初中一年级，实足年龄14岁。抗战胜利后的初中学费贵得惊人，一个学期要30担米钱（约等于现在的人民币五千元），再加上两个哥哥患有麻袋业的职业病——肺病，家里的经济条件再也无法承担我读书了。

我妈妈虽然一字不识，但每天晚上爱到棚桥茶店听大书先生李宝华说《大明英烈传》，她的社会知识十分丰富。我妈认真地对我说：“官巷口中国银行门口，大学生在告地状，粉笔字写得多漂亮，还不是‘朝中无人莫做官’？我们是做做吃吃的人家，你的两个哥哥永泉、永法，从小到上海当学徒工，小学都没毕业。你已经读了一年初中，家里写个信，开个发票，够用啦！”

一句话：叫我停学就业，帮助家里做麻袋。我虽然仍想读书，但客观决定主观，而且我妈的话有理有节。无奈！白天，我加工麻袋。晚上做梦，我还在课堂里上课。

从官巷口到南星桥，一路上都有银圆贩子手里捏着银圆，叫着“大头”“小头”的价格。我家的麻袋店生意清淡

说起麻袋，估计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以前麻袋可是生活必需品。绿麻是浙江省的四大特产之一，杭州近郊临平、七堡、乔司、和睦、笕桥一带都盛产绿麻，农民家家都会织土麻布。

1945年，从江干到湖墅，杭州城里大约有50家麻袋店，主要把近郊农民生产的土麻布做成单丝麻袋。一担土麻布15匹，质量好的做米袋，每匹麻布可以做三只米袋（七斗或五斗）。质量差一点的麻布做盐袋，当时余姚庵东的盐袋一做就是上万条。最差的麻布做炒货店装花生、瓜子、山核桃的袋子。

麻袋加工修补毕竟是简单劳动，我很快学会了这门手艺，同时也掌握了麻袋的供求规律。我妈终于把我培养成“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的麻袋手工业工人。

转眼两年过去。我家的店面房是向二房东租的，大房东抗战胜利归来，和二房东打起了官司。二房东官司失败，我家是三房客，理当搬家，物归原主。1947年底，我家搬到了中山南路153号。

1948年到1950年这段时间，杭州物价飞涨。从官巷口到南星桥，一路上都有银圆贩子手里捏着银圆，叫着“大头”“小头”的价格，满街乱窜。眼看物价一天之内要涨几次，我家的麻袋店地点偏僻，生意清淡，我妈常愁眉苦脸，叫着日子难过。

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南星桥浙东油厂来人与我们商量，需要一位麻袋工人去油厂修补破麻袋。麻袋工人的生活，旧社会是很苦的，常常是“六谷糊”当饭吃，难得过年过节才能吃一餐大米饭。但浙东油厂给的待遇很高，不仅一日三餐由厂里供给，每天还有七升米做工资，按结账那天报纸上二号米的价格折算，每月结一次。已经结婚、有四个孩子的我大哥邵永泉就去了浙东油厂修补破麻袋。

为了解决家里的困境，我想出一个办法，把旧的洋麻袋改成装米的五斗袋。

因为外国进口的洋麻袋质量相当好，但比较大，使用不便。我们就把洋麻袋加工改成五斗袋，卖给农民用，2只洋麻袋可改成3只五斗袋。

洋麻袋从哪里来呢？每天早晨五点，堂子巷有个旧货市场，旧衣服、旧铜器，什么都可以卖，我就去那里收旧的洋麻袋。

洋麻袋改好后，凌晨3点，我用自行车装着骑去郊区的三墩镇或良渚镇，摆摊卖给农民。回到家里正好下午两点左右，我妈烧好了饭，坐在门口等我。我拿起饭碗开始猛吃，我妈脸上才会露出笑容。

因为麻袋修补加工时灰尘大，工人常年吸入灰尘易得肺病。特别是旧社会，医疗条件差，肺病医不好。1949年4月30日，我二哥永法患肺病去世，年仅28岁，留下二嫂与四岁的儿子，我们一家人哭成一片。

1952年上半年，浙江省文教厅举办了第一次中学同等学力考试，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初中毕业文凭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妈话里话外，仍然希望我留在家中当“做做吃吃的麻袋工人”。当时麻袋工人大多数到粮管所工作，工资是每个月40元左右。

我妈的心意我十分理解，她希望我留在身边养老送终。但现实是，年轻人应该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想来想去，最理想的办法是：我找个工作，拿到工资给父母寄养老费用。

一个雨天，我去棚桥弄口老同学陈福全家里理发。他哥哥陈家华告诉我，陈福全参加民政工作了。我听了十分感慨，因为陈福全是初中毕业后再工作的。这给了我启发，事在人为，我为什么不能再求学？

1950年我在元庆会计补习学校读书，又读了联合会计补习学校。1951年上半年，我向一所私立中学提出，白天到他们那里插班，旁听初二年级的课。学校同意了，并减免了我一半学费。于是，我白天做旁听生，晚上到六部桥派出所第二居民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做义务教师。

当时全国刚解放，国家急需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要求是初中毕业才合格。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扫除文盲，当时采取义务教师扫盲，太庙巷小学派出了青年教师。我只读过一年初中，是失学待业青年，也加入进来，既为国家扫除文盲，又为自己增加社会知识。

1952年上半年，浙江省文教厅举办了第一次中学同等学力考试，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初中毕业文凭。

下半年，我被分配到浙江省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就读财务会计专业中专。我妈妈听到我重新入学的消息后，没等她说出“朝中无人莫做官”那句名言，我就说：“妈，我毕业后是为人民服务，不是去做什么官。三年后分配工作，拿到工资我一定寄回家给你养老，你放心。”

我的话让妈妈脸上露出笑容。

“肺部好不好”是可以马上去医院照X光求证的，而“思想好不好”是社会科学，只有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来检验

到“商校”报到后，同学告诉我不用交学杂费，连看病也不收费，我喜出望外。要不是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我能失学6年重获学习机会？以前我在妈妈面前连说都不敢说“我还想读书”，所以，我发自内心感谢新中国！

每天早自修前都有半小时的唱歌时间，我们唱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共青团员之歌》《小路》《贝加尔湖之歌》等。有句歌词我记得是这样的：“在祖国和平的土地上/生活天天向上升/青年人怀着远大的理想/老年人越活越年轻。”

晚上7点到9点是晚自修，内容由学习小组讨论决定，例如数学30分钟，语文30分钟，留下30分钟机动。作业必须按时完成，因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在等待我们。

我被选为学习小组长和数学课代表，毕业成绩是全班第10名。

这三年我学到的知识，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从无到有。特别是从语文老师那里知道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经历，我立志也要学习鲁迅，工作后业余时间学习写作。

1953年寒假，我在家中突然收到学校教导处的来信，内容是说我体检查出肺结核，建议休学一年。我自我感觉身体一切正常，怎么会有肺结核的？年初六，我去市一医院照X光，结论是：肺部有钙化点，可以照常上课。

尽管这件事对我没有实质影响，但我的两个哥哥都是肺病去世，这次误诊给我的精神打击，我至今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

1955年，我被分配到浙江省油脂公司衢州分公司任会计。1956年常山油脂公司新建，我调去常山。由于单位新建，同事来自各地，又都是年轻人，业余文化生活较为丰富，县文化馆有文艺书借阅，还有一架风琴可以弹唱。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不少短文，发表在报纸杂志上。

1957年10月，常山粮局叫我去开会。他们让我交出发表文章的剪报，特别是发在《杭州日报》副刊上的《说大老粗》一文，局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也是大老粗，你攻击大老粗，就是攻击我，就是攻击共产党……”我听得目瞪口呆。

我被划为“右派”。原常山油脂公司财务股的五个青年，四个成了“右派”，年龄最小的吴樟明只有21岁。

这件事已经过去56年，但回忆往事，我仍然心惊肉跳！因为“思想好不好”不像“肺部好不好”，“肺部好不好”是可以马上去医院照X光求证的，而“思想好不好”是社会科学，只有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来检验。因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

大队书记陈云山找我谈话：“你在队里养不活自己，但你会手工业，自己去找工作吧，大队给你出证明”

1958年6月4日，常山粮局的领导告诉我，对我的处分决定是：开除公职，同意回家自谋生活出路。

我当时真是感慨万千，我写的短文明明在说做错了事，不要拿“大老粗”做挡箭牌，这也是响应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为什么会遭到误解？

想不通归想不通，回家如何面对妈妈，才是一个实际问题。傍晚我挑着铺盖回到家，妈妈看了我一眼，“我早就说过‘朝中无人莫做官’”。

过了一会儿，妈妈又对我说：“有两件喜事没告诉你，一件是你妹妹已经结婚，另一件是我也找到工作，在民办的门儿布厂。”

我半晌说不出一句话，真是胸有千万语，笔无半个词。58岁的妈妈找到工作尚且如此高兴，27岁的儿子丢掉饭碗……真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1958年9月，六部桥派出所动员我迁农村劳动，允许投亲靠友。我把户口迁到留下屏峰生产队第四小队，住在我妹夫家里。妹夫是贫下中农，队里的老老小小都叫我“娘舅”。

我有三个外甥，队里安排我跟着妇女锄草、采茶叶，每天评3个半工分，每个工分壹角钱。

做了半年，大队书记陈云山找我谈话：“你在队里养不活自己，但你会手工业，自己去找工作吧，大队给你出证明。”

我爸爸在家里是专管外交的。他托麻袋业同行韩师傅，介绍我到塘栖粮管所的麻袋仓库补破麻袋。

半年后，韩师傅又介绍我到三墩粮管所的麻袋仓库修补破麻袋。仓库负责人赵阿来是原来官巷口的麻袋业同行，杭州有句俗话：同行三分亲，我的生活终于有了经济来源。

我除了修补麻袋，还会开票、出纳，因此每年收购菜籽、早稻、晚稻，三墩粮管所都叫我去做临时工。

我有了第二职业：掘草药。人是辛苦的，但精神相当愉快

在粮管所，我除了做临时工，平时很空。下象棋的棋友延令说：“你时间有得多，下象棋多可惜，我带你到四眼井附近山边认识一批草药，采来可以卖给杭草药店里，既增加收入，又可以多个职业。”

他真的带我去四眼井丘陵地带，一边走一边指点：“这支叫南沙参”，“这支叫丹参”，“这支叫茜草”，“何首乌”、“班地锦”、“陈伤籽”……

又顺便带我到官巷口的新华书店，让我买了四本草药书。书上除了草药的形状、名称，还有怎么加工切片、上苗与块根的药效，如何保管等的详细说明。

他还叫我有空到杭州草药店去联系联系，了解下需求情况。那天回家，我激动地告诉妈妈，妈妈说：“世界上总是好人多！”

从此，我有了第二职业：掘草药。孩儿巷附近有家草药店，草药医生叫陆越桥，陆克巷口有两家对面对的草药店，草药医生都姓沈，他们常常需要南沙参、茜草、虎仗根、五香草、石韦、陈伤籽……我就半个月卖一次草药，可以收入15到20元。人是辛苦的，但精神相当愉快。

1978年6月，我终于落实政策，回到西湖区粮局工作。三墩粮管所给我写了一封工作表现的证明。

当时我已经四十好几，妹妹给我介绍了一位农村寡妇，她有两个女儿，一个3岁，一个7岁。我们到北山街道登记结婚。1980年12月，我爱人生下一女孩。

结婚后，屏峰村大队书记安排我爱人到乡镇企业工作，业余养猪、养鸡补贴家用。粮局领导照顾我，调我到留下粮站，业余时间我掘草药，培养与教育孩子。

进入八十年代后，由于塑料袋迅速发展，麻袋业开始一落千丈。到了九十年代初，除了近郊供销社还有少量羊毛袋出售，麻袋基本绝迹。

我算是最后一代麻袋工人。1989年，浙江省粮食局给我颁发荣誉证书，对我从事粮食工作三十年以上给予表彰。

1992年退休后，我还做过小学代课老师、乡镇企业会计，同时继续掘草药。

1996年2月到2005年6月，我担任屏峰居委会副主任，做了9年群众工作。

我亲眼看见改革开放给屏峰村农民带来的幸福生活，家家户户都造起了新楼房。我的晚年生活也过得平稳幸福，每天早上到留下去买菜。如果不买菜，我就拉一辆小推车去屏峰山装6桶山溪水回来。这是我每天的运动。

运动结束后我看报、看杂志，有时弹弹风琴、和朋友下棋，我的精神食粮是十分充沛的。

我的三个女儿都读完了初中，大女儿顶职进粮站工作，二女儿读的是浙江省邮电学校，小女儿读的是杭州综合中专，工作后她们又参加了大学自考，获得大学文凭。

我们夫妻和小女儿一家住，小女婿是大学老师。节假日大家回家欢聚一堂。什么叫幸福？一家三代欢聚在一起就是幸福！

2008年我77岁，二女儿帮我编印了三百本《短文集》，收录了我发表的小文章，分赠给亲朋好友留作纪念。一眨眼我又写了11年，抽屉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豆腐干”。有机会我还要重新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