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作者与朱祥林
我的青少年时代 朱老师说，我是一个杭州人。听上辈说，我们朱家是大哲人朱熹后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每到朱公生辰，长辈按例要去孤山朱公祠祭祖。 我一九三0年出生在杭州，小时住在东桥河下，母亲早年离异。 母亲对我说过，离婚时，父亲对她说，如果你一定要走的话，家里的东西随你拿，只要把儿子给我留下就行了。 母亲听了，抱起年幼的我，只说了二句话：“我什么都不要，就要儿子。”说着，抱起我就回娘家去了。 父亲赶出来，狠狠地说：“儿子跟着你，只有讨饭去了！” 母亲很犟，自此在天章丝厂做工，虽说生活清苦，不过从来没有委曲过我。她读过一年书，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我识字。 七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到清忠巷（今新华路）观成小学读书。 当时情形我仍记得，一位老先生眯着眼，听我念了一篇课文，又让我做了几道算术题，说道：“这个小孩子国文还可以，算术很吃力，不可勉强，从二年级读起为好。”于是，我在那所学校读到高小毕业，整整五年。 老人就是观成小学的校长，朱棠先生。 学校旁着白莲花寺有片空地，师生们就把这块空地作为操场。 一下课，同学们就像一群脱缰的野马，东奔西跑，在操场上玩耍，什么滚铁圈、打弹子、摔陀螺、折纸飞镖，这些游戏我们全玩过。 入秋，大家在操场上“斗蟋蟀”，三五个人一群，几乎着迷了。 每到作文课，学生可以自由走动“采风”，相互讨论，以激发灵感。 回想起当年情形，朱老师说：“小朋友写的文章大多老气横秋，开头常有这样的句子：‘人生在世，草长一秋’，或者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下午有习字课(练习毛笔字)，我们大多临柳公权的玄秘塔碑，也有临颜真卿的铭碑，下的功夫很深，好的同学“几可乱真”。 教师不布置家庭作业，课后最大乐趣是看小说，记得我自己买的第一本书叫《封神演义》，大部分书是借来的，诸如，《包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说唐全传》、《水浒传》之类的书，我全读过。 我为书中那些英雄好汉的所作所为而折服，也让我着迷。 小学毕业后，我勉强上初中读了一年。十四岁那年，母亲失去了工作，再读不下去了，只好出去谋生。在一家钱庄当学徒，就在民生路上。 
30年代，左一为朱祥林，左二为母亲
过了一年，抗战胜利，母亲一个堂兄从后方复员回来，见到我，不无惋惜的说：“总该让孩子读完初中。” 在他的帮助下，我进入“杭州市立中学”继续学业。 一九四六年，市立中学在金沙港，从玉带桥下来，行走片刻，左侧是西湖，右侧有个门，也就是市立中学大门。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初，我在这里住读，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清晨与黄昏，饱赏了西湖的无边风月。清晨，师生们在苏堤上跑步；饭后，我们在湖边洗碗，小鱼成团地在手边觅食。 回忆起来，上过的课、做过的作业，全忘了。 但是老师教过的歌，诸如，贺绿汀《清流》的“门前一道流水”，卢冀野的“记得当时年纪小，”“青青河边草，相逢恨不早…”我还能唱得一字不差。 我爱好文学，喜欢写作，与几个同学创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叫《春苗》。 我们在上面发表习作，以少年的纯真，憧憬着未来。我也向报刊投稿，有几篇稿子居然在《开明少年》杂志与《东南日报》副刊“青年版”上发表。
40年代，右一为朱祥林
1947年的某日，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春游，从学校出发，步行沿金沙港河道，过洪春桥，翻黄泥岭到龙井，稍作休息，再循九溪十八涧，一直到钱塘江边。 
在江畔，师生留下了一张珍贵的集体照。
我开始养家糊口 一九四八年，我初中毕业，进了一家银行当练习生，开始赡养母亲了。 次年（1949），杭州解放。我先在湖墅的一家粮食工厂当会计，那家厂是粮食局下属单位，叫民生粮食加工厂，专为富义仓加工粮食。政府将征购来稻谷运到这家厂，然后，加工成大米运送给解放军。 剩下来的米糠就卖给老百姓作为饲料。 厂里只有我一个会计，连个保管员也没有，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更没有发票。一个人过秤出售，另一个人负责收钱。 我找了个麻袋，将收来的钱放在袋里。卖完后，由我清点后入账。 刚参加工作，那会有一丝欺心。 
后来，一个南下干部当保管员，有了三联发票。卖完糠，由他将其中一联发票与钱一起交给我入账，手续算是完备了。
没想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查清了这个保管员在开三联发票时做了手脚，疑点是，当时是“供给制”，他的开支有异常，还给家里汇钱，早就引起了厂方注意。这样一来，又怀疑到我，有人说：“你一个人收钱，一个人记账，连个发票都没有，你就是个‘好人’，难道一点都不‘贪’？” 这样的推论，怎么也说不清，由此，厂方将我送到下天竺的华东革命大学去学习。 说是“大学”，其实是一个要大家交代问题的地方。 宣传部长林乎加到华东革命大学做报告，说道：“你们这些人到革大来，个个都是‘大老虎’，不是大老虎不会来，要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我在下面想，我就不是“老虎”，更不用说大老虎。 清查的办法是闻所未闻的，日以继夜，名为“帮助”，实为审讯。一连几天几夜，不让睡觉、不让休息，不停地要你交代，直到说出“问题”为止，也就是“疲劳审讯”。 我想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交代。 于是，他们找到了母亲（我家只有母子二人）。 可是，家里很穷，一无所有，母亲听了，问道：“莫非他在厂里‘贪污’了？怎么从来不见他拿东西回来？”
朱祥林、1954年
经过那次运动，领导上觉得我这个人可靠，忠厚老实，居然一点公家的东西都不“贪”。于是乎，将我调到粮食厅基建科，仍然是主办会计。 
那些年，我东奔西跑，随工程队到各地造粮仓，我负责账目处理。我们到过诸暨、临安、岱山、长兴、南浔这些地方，年终还要到下面去查账。我的工资是四十三元，每月按时给母亲汇二十元生活费。
朱老师感叹地说：“想起来，那几年也许是母亲一生最安定的日子了！” ▼延伸阅读▼ 春江鲥鱼鲜，富春江里的“绝味” 胡忠英：我与杭州餐饮业的“老味道” ↓ 见 下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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