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 经过“三反五反”，虽然还了我的清白，但是，我从心里不想当会计了。 一九五五年（时年25岁），听说国家有“调干”政策，允许在职干部报考大学。我自小喜爱文史与写作，于是，向领导上提出这个想法。 经组织批准，给了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 那次高考（1955）分文、理两科，如果报考文科，只须考政治、语文、地理与历史四门功课就行了（不必考数物化这些科目）。 我顺利地考进了山东大学历史系。 读大学时，国家对“调干生”有照顾，不用交学费，还有二十五元的“调干助学金”，外加七元的“家庭困难津贴”，一共三十二元。如果有临时需要，例如，添置棉衣等，还可申请临时补助，这样的待遇可说优待极了。 虽说我在山东上学，但是每月仍给母亲寄十五元生活费，外加母亲帮人洗衣服、抱孩子，也有收入，虽说艰苦，我们心甘情愿。 山东大学历史系名师云集，给我们上第一堂课（《古代东方史》）的人就是史学家童书业教授。童老师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引经据点，说话幽默，侃侃而谈，令同学们大开眼界。 那些日子，我奋发读书，学业全是优秀，成为公认的尖子生。 除了正常教学外，还有一个“答疑课”，也就是在教学中如遇到疑难，可在课堂上提出来，由老师作答。在“问难质疑”中，我的见解经常别出心裁。 有一次，一位教授感慨说：“许多人提的问题较肤浅，只有朱祥林同学提的问题很尖锐，说到症结上了，希望大家向他学习。” 是的，我对史学有兴趣，尤其喜欢刨根问底。在书中找出疑惑，然后，进行剖析，也就是古人说的“发覆”（注1）。我觉得这是做学问的乐趣。
朱祥林，1956年
山东大学在青岛，依山旁海，教授大多住在鱼山路上。丘陵高低起伏，山坡的林荫丛中散布着一幢一幢错落别致的小别墅。 房屋居高临下，屋内就可以俯瞰蔚蓝色的大海。老师们就是在这样幽逸舒适的环境中，教书与做学问。 我常常想，这样的生活才是我人生目标的追求。 那几年，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出身好，团小组长，可说志满意得，理想几乎触手可及，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富理想的时期，完全没有意识到，大难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 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一九五六年的一天，在报上我读到了苏联领导人米高扬作的一个报告，洋洋洒洒的长文中，我发现，全篇竟然没有引用斯大林的一句话，也没有提到“斯大林”名字。虽说赫鲁晓夫尚未作秘密报告，但是，我已经从字里行间察觉到，苏联政局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如何以史为鉴，吸取教训，成为大家思索的问题。那段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风已经席卷各个大专院校。 暑假结束回校，历史系九十多名学生，上面定下调子，百分之十的学生划为“右派”。我也就名列在这个“百分之十”之中了。运动结束后，被划为“右派”的师生，一部分人下放到水库劳动。 我的处分是“留校察看”，让我撰写毕业论文。 朱老师若有所思地说：“反右时，我如果能像其他人那样，‘聪明一点，风向转得快’，变身就揭发其他师生，也许，我能逃过那场劫难。但我没有这样做，危运自然就落到了我身上。” 一九五九年离校，朱祥林分配到山东五莲县第一中学教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金青岛，银济南，饿死不上穷五莲。” 五莲县第一中学正好缺少外语教师，我是历史系毕业生，由我担任俄语教师。 接下来，面对着的是一个饥荒的年代（60、61年）。 与山东五莲相比，杭州算得上是全国最富裕之地。母亲听说我不够吃，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省下来的粮票寄给我，让我渡过了难关。 可以说，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里，我竟然没有饿着！
二排左一为朱祥林、1963年
一九六一年，我“摘”帽了，工资也由原来的二十五块调整到四十多元。 次年（1962年），我教的最后一个俄语班结束。 不过，我仍留在五莲县第一中学外语组，只是改教英语了，这样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文革（1966）“停课闹革命”时为止。
前排左一为朱祥林、1965年
文革开始后，我这个“摘帽右派”首当其冲，学校第一张大字报的题目就是“外语组的阶级斗争尖锐极了！”文中虽说没有点我的名，目标则是一目了然的。回想起来，如果将文革与“反右运动”相比，反右斗争还算是温和的。 至于说我在文革中的劫难，说来话长，一言难尽！ ↓ 见 下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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