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作者与朱祥林

我的青少年时代

朱老师说，我是一个杭州人。听上辈说，我们朱家是大哲人朱熹后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每到朱公生辰，长辈按例要去孤山朱公祠祭祖。

我一九三0年出生在杭州，小时住在东桥河下，母亲早年离异。

母亲对我说过，离婚时，父亲对她说，如果你一定要走的话，家里的东西随你拿，只要把儿子给我留下就行了。

母亲听了，抱起年幼的我，只说了二句话：“我什么都不要，就要儿子。”说着，抱起我就回娘家去了。

父亲赶出来，狠狠地说：“儿子跟着你，只有讨饭去了！”

母亲很犟，自此在天章丝厂做工，虽说生活清苦，不过从来没有委曲过我。她读过一年书，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我识字。

七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到清忠巷（今新华路）观成小学读书。

当时情形我仍记得，一位老先生眯着眼，听我念了一篇课文，又让我做了几道算术题，说道：“这个小孩子国文还可以，算术很吃力，不可勉强，从二年级读起为好。”于是，我在那所学校读到高小毕业，整整五年。

老人就是观成小学的校长，朱棠先生。

学校旁着白莲花寺有片空地，师生们就把这块空地作为操场。

一下课，同学们就像一群脱缰的野马，东奔西跑，在操场上玩耍，什么滚铁圈、打弹子、摔陀螺、折纸飞镖，这些游戏我们全玩过。

入秋，大家在操场上“斗蟋蟀”，三五个人一群，几乎着迷了。

每到作文课，学生可以自由走动“采风”，相互讨论，以激发灵感。

回想起当年情形，朱老师说：“小朋友写的文章大多老气横秋，开头常有这样的句子：‘人生在世，草长一秋’，或者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下午有习字课(练习毛笔字)，我们大多临柳公权的玄秘塔碑，也有临颜真卿的铭碑，下的功夫很深，好的同学“几可乱真”。

教师不布置家庭作业，课后最大乐趣是看小说，记得我自己买的第一本书叫《封神演义》，大部分书是借来的，诸如，《包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说唐全传》、《水浒传》之类的书，我全读过。

我为书中那些英雄好汉的所作所为而折服，也让我着迷。

小学毕业后，我勉强上初中读了一年。十四岁那年，母亲失去了工作，再读不下去了，只好出去谋生。在一家钱庄当学徒，就在民生路上。

30年代，左一为朱祥林，左二为母亲

过了一年，抗战胜利，母亲一个堂兄从后方复员回来，见到我，不无惋惜的说：“总该让孩子读完初中。”

在他的帮助下，我进入“杭州市立中学”继续学业。

一九四六年，市立中学在金沙港，从玉带桥下来，行走片刻，左侧是西湖，右侧有个门，也就是市立中学大门。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初，我在这里住读，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清晨与黄昏，饱赏了西湖的无边风月。清晨，师生们在苏堤上跑步；饭后，我们在湖边洗碗，小鱼成团地在手边觅食。

回忆起来，上过的课、做过的作业，全忘了。

但是老师教过的歌，诸如，贺绿汀《清流》的“门前一道流水”，卢冀野的“记得当时年纪小，”“青青河边草，相逢恨不早…”我还能唱得一字不差。

我爱好文学，喜欢写作，与几个同学创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叫《春苗》。

我们在上面发表习作，以少年的纯真，憧憬着未来。我也向报刊投稿，有几篇稿子居然在《开明少年》杂志与《东南日报》副刊“青年版”上发表。

40年代，右一为朱祥林

1947年的某日，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春游，从学校出发，步行沿金沙港河道，过洪春桥，翻黄泥岭到龙井，稍作休息，再循九溪十八涧，一直到钱塘江边。

在江畔，师生留下了一张珍贵的集体照。

我开始养家糊口

一九四八年，我初中毕业，进了一家银行当练习生，开始赡养母亲了。

次年（1949），杭州解放。我先在湖墅的一家粮食工厂当会计，那家厂是粮食局下属单位，叫民生粮食加工厂，专为富义仓加工粮食。政府将征购来稻谷运到这家厂，然后，加工成大米运送给解放军。

剩下来的米糠就卖给老百姓作为饲料。

厂里只有我一个会计，连个保管员也没有，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更没有发票。一个人过秤出售，另一个人负责收钱。

我找了个麻袋，将收来的钱放在袋里。卖完后，由我清点后入账。

刚参加工作，那会有一丝欺心。

后来，一个南下干部当保管员，有了三联发票。卖完糠，由他将其中一联发票与钱一起交给我入账，手续算是完备了。

没想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时，查清了这个保管员在开三联发票时做了手脚，疑点是，当时是“供给制”，他的开支有异常，还给家里汇钱，早就引起了厂方注意。这样一来，又怀疑到我，有人说：“你一个人收钱，一个人记账，连个发票都没有，你就是个‘好人’，难道一点都不‘贪’？”

这样的推论，怎么也说不清，由此，厂方将我送到下天竺的华东革命大学去学习。

说是“大学”，其实是一个要大家交代问题的地方。

宣传部长林乎加到华东革命大学做报告，说道：“你们这些人到革大来，个个都是‘大老虎’，不是大老虎不会来，要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我在下面想，我就不是“老虎”，更不用说大老虎。

清查的办法是闻所未闻的，日以继夜，名为“帮助”，实为审讯。一连几天几夜，不让睡觉、不让休息，不停地要你交代，直到说出“问题”为止，也就是“疲劳审讯”。

我想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交代。

于是，他们找到了母亲（我家只有母子二人）。

可是，家里很穷，一无所有，母亲听了，问道：“莫非他在厂里‘贪污’了？怎么从来不见他拿东西回来？”

朱祥林、1954年

经过那次运动，领导上觉得我这个人可靠，忠厚老实，居然一点公家的东西都不“贪”。于是乎，将我调到粮食厅基建科，仍然是主办会计。

那些年，我东奔西跑，随工程队到各地造粮仓，我负责账目处理。我们到过诸暨、临安、岱山、长兴、南浔这些地方，年终还要到下面去查账。我的工资是四十三元，每月按时给母亲汇二十元生活费。

朱老师感叹地说：“想起来，那几年也许是母亲一生最安定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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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下 页 ↓

到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

经过“三反五反”，虽然还了我的清白，但是，我从心里不想当会计了。

一九五五年（时年25岁），听说国家有“调干”政策，允许在职干部报考大学。我自小喜爱文史与写作，于是，向领导上提出这个想法。

经组织批准，给了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

那次高考（1955）分文、理两科，如果报考文科，只须考政治、语文、地理与历史四门功课就行了（不必考数物化这些科目）。

我顺利地考进了山东大学历史系。

读大学时，国家对“调干生”有照顾，不用交学费，还有二十五元的“调干助学金”，外加七元的“家庭困难津贴”，一共三十二元。如果有临时需要，例如，添置棉衣等，还可申请临时补助，这样的待遇可说优待极了。

虽说我在山东上学，但是每月仍给母亲寄十五元生活费，外加母亲帮人洗衣服、抱孩子，也有收入，虽说艰苦，我们心甘情愿。

山东大学历史系名师云集，给我们上第一堂课（《古代东方史》）的人就是史学家童书业教授。童老师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引经据点，说话幽默，侃侃而谈，令同学们大开眼界。

那些日子，我奋发读书，学业全是优秀，成为公认的尖子生。

除了正常教学外，还有一个“答疑课”，也就是在教学中如遇到疑难，可在课堂上提出来，由老师作答。在“问难质疑”中，我的见解经常别出心裁。

有一次，一位教授感慨说：“许多人提的问题较肤浅，只有朱祥林同学提的问题很尖锐，说到症结上了，希望大家向他学习。”

是的，我对史学有兴趣，尤其喜欢刨根问底。在书中找出疑惑，然后，进行剖析，也就是古人说的“发覆”（注1）。我觉得这是做学问的乐趣。

朱祥林，1956年

山东大学在青岛，依山旁海，教授大多住在鱼山路上。丘陵高低起伏，山坡的林荫丛中散布着一幢一幢错落别致的小别墅。

房屋居高临下，屋内就可以俯瞰蔚蓝色的大海。老师们就是在这样幽逸舒适的环境中，教书与做学问。

我常常想，这样的生活才是我人生目标的追求。

那几年，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出身好，团小组长，可说志满意得，理想几乎触手可及，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富理想的时期，完全没有意识到，大难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

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一九五六年的一天，在报上我读到了苏联领导人米高扬作的一个报告，洋洋洒洒的长文中，我发现，全篇竟然没有引用斯大林的一句话，也没有提到“斯大林”名字。虽说赫鲁晓夫尚未作秘密报告，但是，我已经从字里行间察觉到，苏联政局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如何以史为鉴，吸取教训，成为大家思索的问题。那段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风已经席卷各个大专院校。

暑假结束回校，历史系九十多名学生，上面定下调子，百分之十的学生划为“右派”。我也就名列在这个“百分之十”之中了。运动结束后，被划为“右派”的师生，一部分人下放到水库劳动。

我的处分是“留校察看”，让我撰写毕业论文。

朱老师若有所思地说：“反右时，我如果能像其他人那样，‘聪明一点，风向转得快’，变身就揭发其他师生，也许，我能逃过那场劫难。但我没有这样做，危运自然就落到了我身上。”

一九五九年离校，朱祥林分配到山东五莲县第一中学教书。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金青岛，银济南，饿死不上穷五莲。”

五莲县第一中学正好缺少外语教师，我是历史系毕业生，由我担任俄语教师。

接下来，面对着的是一个饥荒的年代（60、61年）。

与山东五莲相比，杭州算得上是全国最富裕之地。母亲听说我不够吃，一次又一次将自己省下来的粮票寄给我，让我渡过了难关。

可以说，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里，我竟然没有饿着！

二排左一为朱祥林、1963年

一九六一年，我“摘”帽了，工资也由原来的二十五块调整到四十多元。

次年（1962年），我教的最后一个俄语班结束。

不过，我仍留在五莲县第一中学外语组，只是改教英语了，这样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文革（1966）“停课闹革命”时为止。

前排左一为朱祥林、1965年

文革开始后，我这个“摘帽右派”首当其冲，学校第一张大字报的题目就是“外语组的阶级斗争尖锐极了！”文中虽说没有点我的名，目标则是一目了然的。回想起来，如果将文革与“反右运动”相比，反右斗争还算是温和的。

至于说我在文革中的劫难，说来话长，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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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调回杭州

朱祥林、1978年

一九七八年底，我因“照顾夫妻关系”调回杭州，落实在江城中学教书。回杭不久，山大给我恢复名誉的“平反通知书”来了，与此同时，历史系的毕业文凭也补寄过来。

接下来，我在江城中学教了十多年历史，被评为高级教师。

一九九0年，退休了，又继续在浙大附中、美院附中等校任教。

二000年，在阔别五莲二十多年后，我带着儿女返回五莲，探望了昔日的同事、学生与朋友。老友相见，抚今追昔，感慨万分，留下了至为珍贵的记忆。

二00四年，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成立，作为一个老杭州，我发挥了文史特长，撰写了很多地方文史作品，诸如，对西湖、西溪文史的调研，对恢复岳飞遇害风波亭的倡议，对大资福庙、吴山、五柳巷历史文化街区的考证等。

当然，我也对第二故乡(五莲县五莲山)的景观与文化做了考察与分析。我认为，山东“五莲文化”与杭州良渚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完全可以开发成为另一个景区，为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2020年5月，朱祥林近照

这些年来，我撰写了各式各样的散文、杂文、评论、随笔，零零总总，分散在报刊上，聚沙成塔，二0一二年，出版了专集《浮生小记》。与此同时，我还参与撰写《玉皇山南话沧桑》、《杭州的水井》，《情归西湖》、《西溪文献丛书》等。

注1，“发覆”，揭除蔽障。《庄子》：“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宋 叶适 《送刘德修》诗：“发覆洗涂糊，召和开褊迫。” 清 刘献廷 《广阳杂记》卷三：“物理幽玄，人知浅眇。安得一切智人出兴于世，作大归依，为我启蒙发覆耶！”

作者：龚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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