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沉浮

因“背”得福的官场“奇葩”

据《清史稿》载，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孙文成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康熙皇帝的第六次南巡做接驾准备。

杭城西湖江干湖墅图 清康熙55年至雍正5年间彩绘本

孙文成负责监督疏通京杭大运河杭州段，同时疏浚西湖，确保河道的吃水深度可以保证皇帝“龙舟”的正常行驶。并同时在杭州织造署内大兴土木，参考苏州织造李煦的蓝本，在杭州织造署的花园扩建皇帝行宫。同时专门开凿了一条御用河道，让康熙皇帝能够像在苏州一样不必弃舟登岸、更换车辇，御舟可以经水道直接进入织造署行宫园内。甚至皇帝的御舟可以从京杭大运河直接行驶到织造署、从织造署再乘船可达西湖，据《杭州府志》记载：

“织造孙文成，启涌金水门，引水入城内，河广五尺，深八尺，至三桥转南，又折而东至，织造署前而止，备南巡御舟出入。”

但是，康熙皇帝南巡抵达杭州后，并没有选择住在杭州织造署，大概玄烨被西子湖畔优美的风景所吸引，住在了西湖孤山附近的行宫。对皇帝这一决定，可以想见孙文成内心有多失落，因为康熙帝六次南巡，其中四次都是住在江宁织造署和苏州织造署改扩建的行宫。皇帝俨然将曹家、李家看作是自己的“家人”一般，玄烨住在两家的府邸里宛如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意。孙文成的内心感觉皇帝与他在感情上还是“隔了一层”。

御览西湖胜景新増美景全图.清容光堂摹刻

正因为皇帝没有选择孙文成精心改扩建的杭州织造署行宫下榻，这一决定使得孙文成节约了巨大接驾“开支”，对孙文成而言并非坏事，避免了孙家像曹家、李家一样“拉亏空”。康熙皇帝南巡接驾，确保皇帝日常的吃、住、行、玩，行宫内的陈设装饰乃至字画无不极尽奢华，同时还要给皇帝准备“贡品”，这些都花费巨大。曹寅、李煦都挪用了大量织造库银和两淮盐政银两，同时还向江南的大盐商、大富商讨来了为数巨大的“报效银”。其中仅李煦造成的苏州织造就亏空白银五十余万两。

也许与皇帝的“距离感”让孙文成相较曹、李两家要收敛，他为人谦逊、勤恳，做事细致，因此在政绩和官声上没啥“差评”。孙文成将杭州织造署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高效运转，对宫廷对纺织品的需要能“保质保量”的完成。例如他给皇帝供应的杭州丝绸特产：杭罗，非常的轻薄透气。用杭罗做的衣服，夏季穿起来特别凉快，所以皇帝、后妃夏天穿的衣服，许多都是杭罗做的。每年夏季以前，皇宫对这种上用杭罗的需求量巨大，杭州织造必须“开足马力”生产才能满足皇室的需求。

更绝的是当时杭州织造最顶级的产品：“蝉翼纱”，像蝉的翅膀一样晶莹透明，是杭州织造的一项独门绝技。这种丝绸“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反复叠放后再展开，衣服上不留折痕。

孙文成在工作上可谓踏实敬业。类似于曹頫“生丝采办以次充好、所贡贡缎质粗劣、所制御用石青色马褂掉色”这样的问题，在杭州织造这里从未出现过。

康熙六十一年，关心照顾了曹、李、孙三家一辈子的老皇帝寿终正寝。雍正皇帝上位以后，接连颁布谕旨，开始在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清查钱粮，追补亏空。孙家也渐渐感觉到了逼人的寒意。

仅雍正元年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大量康熙皇帝时期的宠臣、权臣。与曹家既是亲戚又患难与共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亏空获罪，被革职抄家解递进京。雍正对孙家的冷淡，可以从当时他对孙文成的奏折批复中感到。

先是在孙文成奏报粮、丝时价折后，提出各种责问。如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一日，孙文成奏复勘估磐山寺庙情形折后朱批道：

你且修理着，等你明年后年来京时再定，千万不可借此开地方官缘簿生事，亦不可勉强，力量少不能，即暂借司库银两，朕自另有旨意。要仍循旧套那样占便宜的捐修，朕不愿如此。朕少有所闻，不但无功，反成大罪矣，慎之！

这份奏折的朱批，既表示了对孙家的特殊关照，又予以警告。时过不久，雍正五年正月初一日，雍正帝在孙文成奏谢恩赏盐规银两折后，朱批道：

受朕之恩，万不可胆大放纵，就是你织造一切人与你家人子侄，严加约束，安分知足，大家学好，崇尚节俭，不可溺于声色嬉戏，则可以永远保全体面矣。你只看你省中总督、巡抚、地方文武，若仍然如前，你就如旧做你的织造就是了，不然要是奴寸使得。

雍正帝的警告，令孙家不寒而栗。但这还是开始。同年三月初一日，孙文成奏复钦遵朱批训谕折后，又有雍正的朱批道：

览。浙江人情风俗，绅矜议论，百姓情形，旗人嬉戏音靡之风，较前如何光景？据实奏闻。你老了，趁年纪将一诚字效些力，造些福不好么？朕不问你，应不敢越奏。今既问你，凡百据实慎密直陈，不可造欺君诳上之孽。

“欺君诳上”，这在清朝的刑律中该治何罪，孙文成当很清楚。恐怕也就是将来整治他的一个罪名了。一个月之后，四月初一日，孙文成奏复浙江旗民人情风俗折，雍正帝又批道：

凡百少不据实，你领罪不起，朕不比皇考自幼做皇帝的，不可忘记四十年的雍亲王。

言词愈来愈尖刻，含有一股杀机，似乎孙家大难即将临头。

雍正同时派浙江巡抚石文倬暗查孙文成的官声、口碑等问题。新任内务府总管事务大臣李延禧、傅鼐密查杭州织造的账目、收支、业绩等问题。由于孙文成平时做人“低调”、工作严谨、努力、同时官声口碑很好，与曹頫、李煦完全不同。所以暗查无果而终。至雍正五年，雍正皇帝以已经六十一岁的孙文成年老体弱为由免其杭州织造的职务，让其归乡养老。相比经受了夺职、抄家、监狱、流放的曹家、李家而言，孙家得此善终，“保全体面”，真是幸福得不得了！

孙文成有此好结果，何尝不是因他不随大流的“背时”呢？当包括曹、李在内的官场生态恶化，浮夸奢靡的腐败之风盛行，不合时宜的“背时”岂不就是难能可贵的一股清流，是独善其身的“奇葩”？要不是有着“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为官之道，让雍正挑不出一丁点儿的毛病，孙文成的下场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延伸阅读：

一条消失的河---闲话杭州惠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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