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云朱巧芬: 我是最早的万元户
1948年,我出生在缙云县壶镇唐市村,儿时的我,吃不饱穿不暖,结婚后的我,家中依然清贫。 1982年,我的丈夫在一家家具厂做工,一个月拿36元工资,但因为还是农村户口,每个月要向生产大队上交粮食款28元,剩下只有8元,要养两个上学的孩子真的很艰难。 我当时做过四角钱一天的粗工,后来,看到附近有居民户口的人开小店,我就想我也开个店吧。 但是,当时还没有农村户口的人去工商部门办过营业执照,我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找了多少人,执照一直办不下来。 农村户口到底能不能办营业执照,对于这一点,工商部门的领导们一开始意见也不统一。 因为他们说我有田地,后来我跟生产大队签订了上交粮食款的协议,才终于拿到了烟糖酒营业执照。 拿到营业执照,我跟亲戚借了300元,加上我自己的几十元钱,开始经营起我的小店。 当时去进货,批发部不收现金,一元几角都要自己到银行转账,再拿票据到批发部,进啤酒,要搭配两角多钱一包的香烟,紧俏产品要限量。 1984年之后,农村户口的个体户多起来了,我就干脆自己跑到义乌进货,然后把进回来的货品,以比国营批发部便宜1分或者半厘的价格卖给其他经营户,渐渐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量越做越大。 当时坐车到义乌一百多公里,到了都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八元钱的住宿费,我都舍不得出,就一个人在义乌街头走来走去走到天亮。 害怕的时候,觉得生活压力繁重的时候,我就看看头上的月光,想想它在黑暗中仍然倔强地发光,我就想我要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的家庭好好做下去,我要为了我的客户好好地负责,于是我咬咬牙,挺一挺就慢慢过来了。 我的小店变成了批发部,得了其他个体户的好评,1984年11月18日,我被选为缙云县首届个体协会委员,此后也年年都被评为先进五好经营户。 1985年,我在自己的众姐妹中,最早成了万元户。 1991年,我把小店交给了女儿打理,自己去了水南村办饭店、住宿、停车场。 我办停车场的最大的原则就是不欺客,让驾驶员有家的感觉,有一年下大雪,公路封道,为了驾驶员能吃到新鲜的菜和米饭,我拉起双轮车,叫上帮工到县城里拉回一车菜和肉,看到驾驶员们吃上热腾腾的饭,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渐渐地,我这里成了杭州到温州拉啤酒车队的中途休息站。 直到1997年,国道改建,我经营多年的小店和停车场都停业了。 但我儿子已继承了我的经营理念:肯“吃亏”要够“乐观”,到杭州四季青租店面做起了服装生意。 经过多年努力,儿子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我也就“退休”在家享享清福了。 杭州王志良: 我是校医,我写的论文15年后发光 1957年,我从杭州医学院的前身——浙江卫校毕业,在浙江省艺术学校当了一名耳鼻喉科的校医。 之后,在职到浙医大进修三年时,我的研究课题“戏曲演员的变声期研究”完成了论文答辩,并于1964年发表在医学杂志上,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 1978年改革开放,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1979年文化部针对艺术教学中学生青春期发育中面临的变声期教学难题,委托四川省文化厅举办一次全国学术会议。 四川省川剧学校在当年12月底先试办了一次省内交流会,邀请广东、湖北和浙江的同行参加。 我们浙江去了四位,我有幸列在其中。 我那篇沉睡了15年的论文,成了会议惟一可查的交流资料,因此我成了人人点到的明星人物。 但是,当年交通不便,我赶到成都时,会议已到闭幕时刻。会务组为此竟决定会期延长三天,会议成了一个跨年会,在1980年的元旦期间——1月2日安排我做了变声期研究的报告。 这次会议之后,我除了当校医,学校还支持我搞了嗓音研究室,并允许我每年参加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省级会议次数不限,这在本校还是首例,我深知当时学校经费很紧张,几乎年年捉襟见肘,因此每年我收到不少会议通知书,但都会很慎重地选择。 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95年我退休,1996年我还最后一次参加了全国性学术研讨会。 这期间,中国艺术医学协会于1993年成立,标志着这一学科的成熟。 推荐阅读: 周三起杭州天气回归晴好 高温天即将到来 杭州将每月1日、15日设为文明出行日 最高年薪50万元!余杭区面向海外招聘政府雇员 杭州一小区停水6天了!排队上公厕 拿矿泉水洗澡 好梦幻!杭州这个地方可以赏萤火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