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云朱巧芬： 我是最早的万元户

1948年，我出生在缙云县壶镇唐市村，儿时的我，吃不饱穿不暖，结婚后的我，家中依然清贫。

1982年，我的丈夫在一家家具厂做工，一个月拿36元工资，但因为还是农村户口，每个月要向生产大队上交粮食款28元，剩下只有8元，要养两个上学的孩子真的很艰难。

我当时做过四角钱一天的粗工，后来，看到附近有居民户口的人开小店，我就想我也开个店吧。

但是，当时还没有农村户口的人去工商部门办过营业执照，我不知道跑了多少趟，找了多少人，执照一直办不下来。

农村户口到底能不能办营业执照，对于这一点，工商部门的领导们一开始意见也不统一。

因为他们说我有田地，后来我跟生产大队签订了上交粮食款的协议，才终于拿到了烟糖酒营业执照。

拿到营业执照，我跟亲戚借了300元，加上我自己的几十元钱，开始经营起我的小店。

当时去进货，批发部不收现金，一元几角都要自己到银行转账，再拿票据到批发部，进啤酒，要搭配两角多钱一包的香烟，紧俏产品要限量。

1984年之后，农村户口的个体户多起来了，我就干脆自己跑到义乌进货，然后把进回来的货品，以比国营批发部便宜1分或者半厘的价格卖给其他经营户，渐渐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量越做越大。

当时坐车到义乌一百多公里，到了都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八元钱的住宿费，我都舍不得出，就一个人在义乌街头走来走去走到天亮。

害怕的时候，觉得生活压力繁重的时候，我就看看头上的月光，想想它在黑暗中仍然倔强地发光，我就想我要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的家庭好好做下去，我要为了我的客户好好地负责，于是我咬咬牙，挺一挺就慢慢过来了。

我的小店变成了批发部，得了其他个体户的好评，1984年11月18日，我被选为缙云县首届个体协会委员，此后也年年都被评为先进五好经营户。

1985年，我在自己的众姐妹中，最早成了万元户。

1991年，我把小店交给了女儿打理，自己去了水南村办饭店、住宿、停车场。

我办停车场的最大的原则就是不欺客，让驾驶员有家的感觉，有一年下大雪，公路封道，为了驾驶员能吃到新鲜的菜和米饭，我拉起双轮车，叫上帮工到县城里拉回一车菜和肉，看到驾驶员们吃上热腾腾的饭，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渐渐地，我这里成了杭州到温州拉啤酒车队的中途休息站。

直到1997年，国道改建，我经营多年的小店和停车场都停业了。

但我儿子已继承了我的经营理念：肯“吃亏”要够“乐观”，到杭州四季青租店面做起了服装生意。

经过多年努力，儿子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我也就“退休”在家享享清福了。

杭州王志良： 我是校医，我写的论文15年后发光

1957年，我从杭州医学院的前身——浙江卫校毕业，在浙江省艺术学校当了一名耳鼻喉科的校医。

之后，在职到浙医大进修三年时，我的研究课题“戏曲演员的变声期研究”完成了论文答辩，并于1964年发表在医学杂志上，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

1978年改革开放，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1979年文化部针对艺术教学中学生青春期发育中面临的变声期教学难题，委托四川省文化厅举办一次全国学术会议。

四川省川剧学校在当年12月底先试办了一次省内交流会，邀请广东、湖北和浙江的同行参加。

我们浙江去了四位，我有幸列在其中。

我那篇沉睡了15年的论文，成了会议惟一可查的交流资料，因此我成了人人点到的明星人物。

但是，当年交通不便，我赶到成都时，会议已到闭幕时刻。会务组为此竟决定会期延长三天，会议成了一个跨年会，在1980年的元旦期间——1月2日安排我做了变声期研究的报告。

这次会议之后，我除了当校医，学校还支持我搞了嗓音研究室，并允许我每年参加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省级会议次数不限，这在本校还是首例，我深知当时学校经费很紧张，几乎年年捉襟见肘，因此每年我收到不少会议通知书，但都会很慎重地选择。

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95年我退休，1996年我还最后一次参加了全国性学术研讨会。

这期间，中国艺术医学协会于1993年成立，标志着这一学科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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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顾文龙： 我积攒了一笔财富 装了满满一盒子

我今年75岁了，15年前从绍兴上虞区小越镇卫生院退休，当过6年医生，36岁以后从事医院的会计工作，所以对钱财这些事，就会记得特别清楚。

如果要给我的这些年画一道岁月的分割线，那一定是1978年。

过去的40年里，我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更能感受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的变化。而要记住这些历史，除了把事情印在脑海里，也需要有代表一个时代的实物来印证。

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珍藏在抽屉里很多年的粮票。

老话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经历过三年饥荒时期的我，对粮食特别看重，尤其是对买粮食的粮票情有独钟，粮票在我心里视如珍宝，甚至在它身价跌至可以用鸡蛋交换的年代，我还是敝帚自珍，把粮票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改革开放后，农村分田到户，我家也分了几亩责任田，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帮母亲插秧割稻种油菜，粮油自给有余，这样国家每季度发给我们的粮油票，就不用去粮站买粮买油了，放在抽屉角落里的粮票越积越多，不过全是浙江粮票。后来妻子通过有关渠道把本省粮票换成了全国粮票，因为全国粮票不但全国通用，还可以在异地他乡凭全国粮票购买食油。

进入1980年代，票证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粮票也一样。社会上谣传说粮食要开放了，粮票要作废了，我听了不以为然，因为此时粮食专管员照样每季将各种票发到我的手中。

妻子急了，说那么多粮票放在抽屉里，万一作废就可惜了，毕竟是多年积存下来的财富啊。

她听说粮票可以换钱，就和我商量，把积存的粮票卖掉算了。吃过粮慌苦头的我，心想政府的粮食统销政策是重要国策，怎么说变就变呢？我不相信，照现在的说法那是思想僵化，我固执己见就是不同意。为粮票换钱的话题不知说了多少次，甚至到了相互争吵的地步。

没想到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农村富了，商品多了，五花八门的票证不发了，留着的也一概作废了，粮票也一样。我看着抽屉里面的一叠叠粮票出神，悔不当初。她指着一叠叠用橡皮筋扎着的全国粮票，诙谐地说：“这下舒服了吧，好去展览了。”

前两天看到都市快报在征集“我的编年史”，征集的内容里说到“你还有粮票布票油票肉票吗”，一下子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打开了我尘封二十多年的票盒子，看着那个年代曾经被人们捧为香饽饽的粮票，是什么原因竟然成了毫无价值的一堆废纸？又是什么力量从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走到美好生活的今天？ 

我不说大家也清楚，是改革开放让人们过上了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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