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发现的那些破碎的黑陶残片，当时尚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南延伸的一支开始，80年来，经数代考古工作者与有关学者的不懈劳作与探求，终于发现了正在申遗的对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有着深厚渊源并为此提供了实证的良渚古城。短短80年来对这块实际上深藏在地下的古文明逐步深入的认识过程，值得在人类认识史上大书一笔，在中外历史上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先例。

但人的认识过程永无止境。即以良渚文明的核心良渚古城及外围的防洪水利工程而言，窃以为尚有待进一步探求的余地。

据学者研究，上述两项工程，用工当需数千万，耗时可达数十年之久。其工程之浩大，不减于后世之建都如秦之咸阳，汉之长安，元、明之建大都、北京。而以当时生产力的水平而言，恐有过之而无不及。故良渚建都必有深远的考量与规划，如秦、汉之于关中，六朝之于金陵，皆是从全局中投下的关键一子，不可以城论城而不及其余。

图自良渚博物院

良渚古城位于浙西山地丘陵地带边缘，其北、西、南三侧均是东天目山余脉的低丘，地形由西向东，由高到低，扇状展开。其下杭嘉湖平原犹如一柄半摊开的折扇扇面，而良渚则处于扇柄位置，是矮个中的长个，低地中的高地，为苕溪之东第一个间有丘陵、小山的平原地区，可无虑当浙江暴雨中心，“汇万山之水于一溪″的苕溪，遇久雨而洪涝成灾。故建都于此，实不意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洪涝过后，苕溪却平静无波，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运河，即使最原始的独木舟，也能稳稳的驶向远方。在良渚文化时期，轮式交通工具与畜力运输或尚未出现，或目前无确凿证据，故在杭嘉湖水网地带水上交通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良渚古城位于这条水路的顶点，犹如秦都咸阳之有直道，故苕溪所经之处，皆为良渚文明所及之地，此乃势所必至之事，毫不足怪。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说，良渚的残留遗址中，曾采集到大量猪、鹿、牛等动物骨骼。其中猪、牛应已驯养成家畜，狩猎而得的恐只有鹿和其他小动物。至于大型野生动物如豺、狼、虎、豹那样的猛兽，目前尚无这样的发现。即使有，想来也不易多得，难于以此为生。有幸的是良渚先人濒苕溪而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里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这恐怕是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之一，也是世界上各大文明的产生，之所以与大江大河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里笔者很想说一件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事，那就是良渚古城所处的位置，是苕溪由山地进入平原的起始点，对杭嘉湖平原太湖那样的水域来说，它是上游。尽人皆知，鱼有溯流而上的习性，故太湖的鱼类皆溯源而上，侍至良渚古城地区，因无法再溯山丘而上，只能群聚于此。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安溪有人以跨河大网捕鱼而屡获丰收，可见当年这里曾是得天独厚的渔场，这应该是良渚先民在此建都的又一个重要原由。

上文曾经提到，良渚古城及其外围的防洪水利工程，用工当以千万计，耗时可达数十年。故当年对此必有周密的考量，良渚先民对如此大型工程的设计与营建水平恐尚未被人所尽识。在这过程中，有关专家曾提示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的兴建，“很可能在古城建造之前。”(王宁远《从村居到王城》P.180)这一根据有关考古资料经现代科研测试后所得出的判断，使人茅塞顿开。试想若不是先建外围水利工程，何能阻山洪北下，而在旁安然建起如此规模的古城？顺着这样的思路再想下去，窃以为良渚古城本身的营建顺序，也必然是由外及內，由外城、内城而宫城，而非相反。2007年底良渚古城墙的信息发布之初，一些专家曾对此提出质疑。如林华东先生在《良渚发现的并非古城》一文中提出：良渚古城宽度不一，西北城基宽达60米，而东南不过40米，坡度过缓，此皆不合常理。更不可理解的是东北角城墙围雉山于城内，而西北城角更高更大的凤山却紧贴城角而被拦出城外，明显不利于防守，后世城墙无此实例。笔者读后当即根据此文所提出的问题，写了一篇《良渚古城我见》，几乎逐字逐句的对此作出了回应，认定此古城并非后世在战争中适用于防守的城墙，而是一个像都江堰之于成都平原那样的水利工程。山洪频发的良渚一带之能成为美丽之洲，东部余杭临平镇之能有良渚遗址密集分布而成为“临平遗址群”原因就在这里。其影响之深远，当远及杭、嘉、湖地区。此文当时发表于《浙博天地》等报刊，笔者还为此去过良渚的考古工作站，承古城的发现者刘斌先生所不弃，在他办公室的地图前还亲自为我解疑释难。承告后世苕溪虽有改道，古苕溪不同于今苕溪，但苕溪自万山丛中西来这一段是无法改变的。当年凤山正对苕溪之冲，之所以被拦出城外，实际上如同都江堰之分岷江之水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可阻西水南下以利北去。如今时间一晃已是十年过去，良渚外城实际上是水利工程已成共识。故当年良渚古城之建，必然是由外而内，即外城、内城、宫城，而非相反。先筑外城以阻西来山洪使之绕城北去，非如此难以在毫无保障的条件下安全营建内城与宫城。而在营建外城的同时所形成的城内外水道与大量土方，又为其后营建内城，宫城创建了有利的取土与水上运输条件，而已建成的外城顶部，又可为其后筑城劳力提供了安全的居住之所，可谓一举三得。若反其顺序，由宫城、内城而外城，则难以有此水到渠成的效果。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外城四面各开2个水门，但未见有山洪暴涨之时的应对措施。总不至于任凭山洪由水门汹湧入城而无所作为，果如此，要这个外城究有何用？故遥想当年必有水闸，后世城之有闸必自此始。当然，良渚时期尚处新石器时代，当年尚不具备铸造铁闸的可能。但以良渚先民的智慧而言，能在玉器上雕刻出如此令人惊叹的纹饰，又能在莫角山王城中留下最大直径达90厘米接近北京太和殿内那样柱坑，岂不能抵御山洪而毫无办法！窃以为至少可以制作出如古粮仓仓门经常应用的那种仓板，用木板随着水势一块又一块加高的木制水闸？当然由于年代久远，木质的闸板已难保存，如今尚无实物可证，但不妨作出如此推测，以待将来或许能有验证的一天。行文至此笔者突然明白，为什么在南城墙正中要留下一座陆门，想必在山洪围城之时，它是唯一可以对外的通道，古人设想不可为不周全。

在这里笔者极想提议，请国内有关水利专家详细考察如今已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都江堰与良渚古城的外城，它们的设计原理与效果是否有相通之处，并存在着前后的继承关系？而外围的防洪水利工程，是否又是后世以“堵”防洪的又一范例，果如此，则我国古代如鲧、禹治水的堵，疏两途的源头似乎都在这里，此事发生在我国古代得天独厚的杭、嘉、湖水乡地区，应该说毫不意外。

良渚文化玉琮（1987年瑶山遗址发掘）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后山王陵还是瑶山、汇观山祭坛上的墓葬，其中为数众多的制作精美其上刻有“神徽″的礼制载体如琮、钺、璧等玉器，皆非平民所能拥有，足以说明其时人群已有不同等级，分化已经明显，特权阶层已经形成，有了可以与天对话的王者与巫师，由此衍生了王权神圣的合法性，这恐怕就是后世“君权神授”的源头。这一延续数千年，实是祸乱之源的欺人之谈，并不是哪一个“聪明人″所想出来的，而是早期人类对宇宙万事的一个认识过程，如同对太阳的崇拜一样。尽管如此，在良渚时期的王陵中从无后世在殷墟所发现的人牲，更无秦始皇陵中被残杀的众多建陵工匠的遗骨，连始皇帝诸公子与未有生育的众嫔妃也未能幸免，其残忍实无可言说。再说良渚古城营建如此巨大规模的工程，与王城、宫城近在咫尺的外城顶部之为普通百姓群居之地而相处晏然，并无其后尧舜之都陶寺当年曾遭严重破坏的遗跡。立国千年而无动乱，其文明所及之处，已发掘的墓葬无数，似乎未见有死于征战与刑戮的骸骨，非后世赭衣半道，二世而亡的秦帝国可同日而语，其得人心也如此实堪赞叹。良渚文化的下限，距尧、舜、禹禅让时代已不远，与“家天下″夏王朝的兴起也不过百余年而已，故良渚文明所反映的可能是即将进入后世文明时代的曙光而为原始社会日渐隐没的余晖，后世孔子的“大同世界”与孟子“民贵君轻”之说，恐与此皆有渊源，实堪进一步探求。

在这里我还要再说几句。由于时代的局限，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地区发现几片破碎的黑陶片之初，曾被认为这是山东龙山文化向南延伸的一支。故其后对良渚文化消失以后的去向，直到上世纪80-90年代，还是一个未解之谜。随着本世纪前后良渚文化遗址如反山、瑶山、莫角山，特别是良渚古城等突破性的发现以后，如今已可确定无疑地说，良渚文化早于龙山文化，是源不是流，故其去向已可迎刃而解。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远古时期，东海之滨的钱塘江与苕溪流域，东濒大海，北有长江，其安全度远胜黄河流域，故华夏文明发源于此，实非偶然。但“祸福相依”古之明训，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海侵”。上古神话，麻姑曾三见东海变成桑田，即是远古人类对这一段历史的模糊回忆。遥想当年近海为生的良渚先民的主体部分，由于“海浸”那样人力无法改变的自然变化，当由苕溪流域的杭嘉湖水网地带被迫渡江北上，沿着“稻米之路”到达地势较高的胶东半岛，与当地文化融合发展成龙山文化。2018年8月间重新整合最新考古成果后向观众展出的良渚博物馆，在展窗中明确展示，良渚文化的下限即为龙山文化的上限，而后者东部的下限，又为其西部的上限。故其由南向北，与由东向西的文明流向，皆历历可考。由此还可以找到良渚文明与丹土古城遗址以至夏、商文化的渊源，为事起东南，成于西北之说，提供了最早的例证。因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舜的故乡在余姚以及有关他的种种传说，而禹之能继父鲧治水，功成后何以要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由中原地区不远千里的经余杭，横渡两千余年后尚为始皇帝视为畏途的钱塘江，会诸侯于尚为偏僻之地的会稽山，死后葬于斯，其后封于斯，无他，常人寻根之心而已。与刘、项功成衣锦归故乡，唱大风歌并无二致。而此后又一千余年，越王勾践灭吴后，何以曾北上建都瑯玡，起“观台，徙民三万于台下；而西晋八王之乱，瑯玡王、谢又为何举族南迁会稽，流寓江南？两地渊源之深，可谓源远流长，非同寻常。

笔者在当地曾工作生活了20年，本世纪初重游旧地，有感于斯，写下了《五莲山与越文化》一文，曾先后发表于《映山红》、《联谊报》、《浙博天地》与《日照史话》等报刊，并被“第二届杭州历史文化遗产发掘，保护与利用研讨会”列入大会的专题报告之一。今逢良渚古城申遗之际，故不避愚陋，再度将此意补充后提出，如蒙采择，则幸甚。

    作者简介：朱祥林，1930年生于杭州。1959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山东五莲一中任外语教师。1978年调回故乡，在江城中学任教，为该校资深历史高级教师。1990年退休后，继续在浙大附中、美院附中等诸多名校任教，于2003年离开讲台。近年来参与编撰多种书籍，发表相关历史文化论文数十篇，并为大资福庙前殿撰写有关张宪的历史背景。现为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与上城区政协文史研究会理事，省、市历史学会、岳飞研究会、西溪文化研究会与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等学术团体会员。

▼延伸阅读▼

进入☞良渚博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