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阅读对象，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初八日上谕中说得很明白：“着交四库馆再缮写三分，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这道谕旨说得很清楚，国家花了大钱抄《四库全书》，藏于江南三阁，这部藏书是供江浙士子读的，没有别的附加条件。为此他亲自落实文澜阁的建阁地点，亲自起好的阁名。过了两年的四十九年（1784）年初，正当颁南三阁的三部《四库全书》缮成之后，陆续颁发之际，乾隆帝又为库书的使用问题专门发了一道上谕，重申颁赐库书的目的是嘉惠士林，使士子得以就近抄录传观。但他对地方官员的“做派”深有了解，很可能库书到后深扃阁中，“名至而实不归”，士子无缘得与，针对此情，他在同年二月二十一日专门发了一道上谕：

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裨观摩之实，殊非朕崇文典学、传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

▲文澜阁内的常设展览

这是皇帝的命令，再次强调库书必须公开让士子“陆续领出，广为传写”。

过了六年，即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文澜阁正式开放之际，乾隆帝又颁发上谕：

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抄录，以资蒐讨。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等翻阅污损，或至过为珍秘，阻其争见快睹之忱，则所颁全书三分全书亦仅束之高阁，转非朕搜辑群书、津逮誉髦之意。……著该督抚等谆饬所属，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损失。

这是乾隆下的南三阁库书公阅的第三道上谕，可谓三令五申，谁个督抚该违令不准？至于谕令该省士子“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至稍有遗失”，这是乾隆对保护库书的明令规定，这时的乾隆已有点像文澜阁图书馆馆长亲自写“借阅规则”了。

镇扬二地的文宗、文汇二阁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未见书面材料外，杭州文澜阁是不折不扣执行乾隆帝的谕旨的。从有关材料我们见到汪中、孙星衍、阮元、陆心源、孙衣言、马一浮等一批学者和读书人到文澜阁读书校书，三百余年，文澜阁一直开放阅读。如今，影印版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已经面世，更方便了人们的阅读。 

▲影印出版的文澜阁《四库全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浙江图书馆读《四库全书》的学者更多。据我所知，科技史、文献学家胡道静为著述命我抄文澜阁库书；中国印刷史专家、国家图书馆张秀民多次赴浙图阅《四库全书》，成其著作；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高华等曾由我陪同前往浙图总馆阅书，并为论证影印《四库全书》做准备工作。

民国至今，浙图阅文澜阁《四库全书》有严密的登记制度，从中可以看到详细的阅读记录，此不赘述。当然，上面所列挂一漏万，但亦可看出文澜阁库书确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对浙江的文化建设和培养人才，作用尤为巨大。

综上所述，文澜阁的馆舍之大且美、藏书量之多且精、保管方法之科学完善，以及读者对象之广泛，在1700年代的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文澜阁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这个结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文澜阁内的常设展览

西湖成为世界的文化遗产之一，主要依据一是自然的山水风光，其二是丰富的文化内涵，藏书文化即其内容之一，而文澜阁则为其杰出的代表。

↑杭州《二我轩》老照片

文澜阁的建成至少为西湖增加了两大优势，一是为西湖增添了一个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美景。清代康熙间孤山建有行宫，乾隆帝南巡杭州也时时驻足于此。行宫为皇室禁地只能远观而不能近视，更不能登堂入室，一窥真容。但文澜阁不同，虽也是皇家藏书室，但却能入内参观、读书。在当时来说美轮美奂，杰阁巍峨的文澜阁，本身就是西湖一景。

▲《文澜补书图》（局部）

二是自文澜阁《四库全书》允许公阅抄录之后，西湖出现了一批特殊的游客，我为之取名为“书客”。为到文澜阁读书抄书，常常有成群结队或零散的游客，他们有的租赁湖舫，有的步行前来阅书。清道光间上海金山钱熙祚，曾组织南汇张文虎和同里顾观光，雇了一批抄胥前后三次、每次三五十人来孤山借书抄书。张文虎有《孤麓校书记》和《湖楼校书记》述此次抄校甚详。这些诗文，为今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澜阁对外开放的史料，可见当时既可到阁阅书抄书，又可借出到寓所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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