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先后共抄写七部。藏于北方的四部被称为“北四阁”，主要是保存文献，供皇室阅览；藏于南方的三部被称为“南三阁”，则向广大士子开放。顾志兴先生在《西湖孤山文澜阁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图书馆》的万余字论文中，根据文献史料研究，提出西湖文澜阁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图书馆的结论。因原文较长，现予以摘编，与读者分享。

我认为最能代表人类文明的是书籍，书籍是人类文化的载体。研究杭州文化和文明的发展进程，有两个节点，一是南宋的秘书省（类今之国家图书馆）建立，二是清乾隆时建的皇家公共图书馆文澜阁。

▲乾隆皇帝像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是在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二十五日读到时任安徽学政朱筠的《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的基础上形成编撰《四库全书》的设想的。次年二月二十一日针对大学士刘统勋等校《永乐大典》条例并请拨房添员等事的折子上批示：“是。依议。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钦此。”

▲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

这部《四库全书》收书共3503种，合起来的卷数为79337卷，总字数将及10亿，以经、史、子、集传统的四部法分类，故称《四库全书》，为现今世界上最大的一部丛书。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四库全书》除了收录国人的学术著作外，还收录了西洋人的著作，如意大利人龙华民、罗雅各、利玛窦、熊三拔，德意志人邓玉函、汤若望，希腊人欧几里德，葡萄牙人阳玛诺等关于数学、天文、历法、奇器、水利等方面的自然科学著作，此外还收录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古籍及朝鲜、越南的史著等。可以说《四库全书》收录范围较广，当时已经放眼世界。

乾隆皇帝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当时共抄写了七部，分贮七处。“北四阁”的贮藏地都是乾隆帝钦定的。北四阁所藏库书，主要在于保存文献。应该指出的是，北四阁的《四库全书》利用率极低，仅知乾隆帝曾翻阅过圆明园库书，而他读得最多的是文津阁本。由于北四阁均藏在皇家禁地，属于典型的皇家官府的封闭式藏书。

“南三阁”分别是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和杭州西湖的“文澜阁”。这三阁的性质相同，都是乾隆帝下旨命建的。其中文宗阁和文汇阁的藏书在近代战乱中被损毁，文澜阁则历经浙江杭州的文化人、官员、商人的共同努力才保存下来。其间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今日文澜阁

“南三阁”中的文宗阁和文汇阁均遭损毁，两阁的文献档案也同时毁弃，至今没有新的发现，故本文所论均以杭州文澜阁为例。   

我以为公共图书馆，无论中外古今都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由政府出资主办，或由地方人士出资捐办，交由政府管理，或指定专人负责管理。藏书楼（中国传统的称谓）或是图书馆（西方国家的称谓）的房产和图书的属性是公共的，不是私产。二是所藏书籍向全民开放。只要是这个地方居住的读书人，甚或外省人士，凡遵守馆方规定的制度，作出爱护图书和有关设施的承诺，都有进入读书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限制。也就是说，公共图书馆是向全民开放的，读者没有任何身份和职业的限制。第三，公共图书馆是非营利性的。创办图书馆是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人才，这是根本目的之所在。

按照我对公共图书馆的本质属性的认识，我以为文澜阁完全具备这三项基本要求。现结合文献史料加论列证明。本文主要论述前两项，第三项不言自明。

▲文澜阁内的常设展览

首先，文澜阁的建筑、藏书都是公产。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一份《四库全书》缮成以后，即将入贮紫禁城的文渊阁时，乾隆皇帝在是年七月初八这天，一连下了三道上谕（即常所说的“圣旨”）其中两道均与杭州文澜阁有关，其一说：

朕稽古右文，究心典籍，近年命儒臣编辑《四库全书》，特建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四阁，以资藏庋。现在缮写头分告成，其二、三、四分，限于六年内按期蒇事，所以嘉惠艺林，垂示万世，典至钜也。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朕翠华临莅，士子涵濡教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著交四库馆再缮全书三分，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集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在这道上谕中乾隆帝明确指定杭州圣因寺为藏书之所，并规定“此次续缮四库全书三分，俱著发给内帑银两，雇觅书手缮写”。“南三阁”的三份《四库全书》一共花费了多少银两？检有关档案，未见明确记载。但乾隆帝于四十六年第六次南巡到杭州曾驾临文澜阁巡视，作《文澜阁》、《趣亭》、《月台》三诗，《文澜阁》诗第二联“班佣此实官帑发，卢径彼殊众力扛。”下有自注云：“是以后次续缮全书三分，饬发内帑银百余万两，觅书手予值缮写。”从这条乾隆帝的自注可以看出江南三阁《四库全书》仅抄写人的工资即需一百余万银两，以整数而言即达一百万两银子，每部书的抄写工资为三十三万余银子，而上好的泾县纸、笔墨等费用均不计在内。这样四库全书为国家公产当无疑问。

▲文澜阁内的常设展览

其次，文澜阁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建成，建造经费耗银纹一千五百二两整，这是浙江商人何永和等捐建，并得到乾隆赞同。乾隆在四十七年（1782）九月二日批复陈辉祖的奏折中说：“商总等呈请捐项自办，该处改建文澜阁，出自伊等情殷桑梓。踊跃输忱。尚可准行”，这是一笔费用。此外，《四库全书》的装潢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据《文澜阁志》卷上所载，原贮东书堂的《图书集成》为黄绢面。而《四库全书》经部为葵绿绢面，史部为红绢面，子部为月白绢面，集部为黑灰绢面。每函用香楠木盒收贮，盒内衬以香楠夹板，便抽纳也。素绫牙签，册中冰麝各二以辟蠧。再加上香楠木作架贮藏。《四库全书》装帧是那样豪华，防蠹防霉的措施是那样的尽善尽美，我翻检过一些有关史料，在1700年代，在世界上还找不出第二例。建阁等费用是浙商主动捐给国家，自然也是公产。

↑图自《中国的建筑与景观（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

1923年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著

细节1

细节2

细节3

细节4

从今日尚存之文澜阁与天一阁比较可以看出，天一阁宝书楼是极普通的江南二层民居式的建筑，而文澜阁虽外观为两层，实为三层，运用清代的“偷工造法”，利用上层楼楼板之下的腰部空间多造了一夹层，这种造法既节省工料，又空间增大，且自上而下的可利于通风干燥，极便贮书。作为那个时代设计最先进的图书馆舍，配置了三万六千册的《四库全书》，加上原贮行宫东书堂的数千册《古今图书集成》的初印本，这个图书馆的馆舍与图书硬件均为公产我想不存疑问了。

▲文澜阁内的常设展览

▼延伸阅读▼

文澜阁《四库全书》 曾藏身杭州孔庙17年

↓ 见 下 页 ↓

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阅读对象，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初八日上谕中说得很明白：“着交四库馆再缮写三分，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这道谕旨说得很清楚，国家花了大钱抄《四库全书》，藏于江南三阁，这部藏书是供江浙士子读的，没有别的附加条件。为此他亲自落实文澜阁的建阁地点，亲自起好的阁名。过了两年的四十九年（1784）年初，正当颁南三阁的三部《四库全书》缮成之后，陆续颁发之际，乾隆帝又为库书的使用问题专门发了一道上谕，重申颁赐库书的目的是嘉惠士林，使士子得以就近抄录传观。但他对地方官员的“做派”深有了解，很可能库书到后深扃阁中，“名至而实不归”，士子无缘得与，针对此情，他在同年二月二十一日专门发了一道上谕：

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读书嗜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是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无裨观摩之实，殊非朕崇文典学、传示无穷之意。将来全书缮竣，分贮三阁后，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

▲文澜阁内的常设展览

这是皇帝的命令，再次强调库书必须公开让士子“陆续领出，广为传写”。

过了六年，即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文澜阁正式开放之际，乾隆帝又颁发上谕：

从前曾经降旨，准其赴阁检视抄录，以资蒐讨。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等翻阅污损，或至过为珍秘，阻其争见快睹之忱，则所颁全书三分全书亦仅束之高阁，转非朕搜辑群书、津逮誉髦之意。……著该督抚等谆饬所属，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致稍有损失。

这是乾隆下的南三阁库书公阅的第三道上谕，可谓三令五申，谁个督抚该违令不准？至于谕令该省士子“许其呈明到阁抄阅，但不得任其私自携归，以至稍有遗失”，这是乾隆对保护库书的明令规定，这时的乾隆已有点像文澜阁图书馆馆长亲自写“借阅规则”了。

镇扬二地的文宗、文汇二阁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未见书面材料外，杭州文澜阁是不折不扣执行乾隆帝的谕旨的。从有关材料我们见到汪中、孙星衍、阮元、陆心源、孙衣言、马一浮等一批学者和读书人到文澜阁读书校书，三百余年，文澜阁一直开放阅读。如今，影印版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已经面世，更方便了人们的阅读。 

▲影印出版的文澜阁《四库全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浙江图书馆读《四库全书》的学者更多。据我所知，科技史、文献学家胡道静为著述命我抄文澜阁库书；中国印刷史专家、国家图书馆张秀民多次赴浙图阅《四库全书》，成其著作；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高华等曾由我陪同前往浙图总馆阅书，并为论证影印《四库全书》做准备工作。

民国至今，浙图阅文澜阁《四库全书》有严密的登记制度，从中可以看到详细的阅读记录，此不赘述。当然，上面所列挂一漏万，但亦可看出文澜阁库书确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对浙江的文化建设和培养人才，作用尤为巨大。

综上所述，文澜阁的馆舍之大且美、藏书量之多且精、保管方法之科学完善，以及读者对象之广泛，在1700年代的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文澜阁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这个结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文澜阁内的常设展览

西湖成为世界的文化遗产之一，主要依据一是自然的山水风光，其二是丰富的文化内涵，藏书文化即其内容之一，而文澜阁则为其杰出的代表。

↑杭州《二我轩》老照片

文澜阁的建成至少为西湖增加了两大优势，一是为西湖增添了一个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美景。清代康熙间孤山建有行宫，乾隆帝南巡杭州也时时驻足于此。行宫为皇室禁地只能远观而不能近视，更不能登堂入室，一窥真容。但文澜阁不同，虽也是皇家藏书室，但却能入内参观、读书。在当时来说美轮美奂，杰阁巍峨的文澜阁，本身就是西湖一景。

▲《文澜补书图》（局部）

二是自文澜阁《四库全书》允许公阅抄录之后，西湖出现了一批特殊的游客，我为之取名为“书客”。为到文澜阁读书抄书，常常有成群结队或零散的游客，他们有的租赁湖舫，有的步行前来阅书。清道光间上海金山钱熙祚，曾组织南汇张文虎和同里顾观光，雇了一批抄胥前后三次、每次三五十人来孤山借书抄书。张文虎有《孤麓校书记》和《湖楼校书记》述此次抄校甚详。这些诗文，为今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澜阁对外开放的史料，可见当时既可到阁阅书抄书，又可借出到寓所抄录。

↓ 见 下 页 ↓

文澜阁建在西湖，《四库全书》藏在西湖，这是文澜之幸，反过来也是西湖之幸。

文澜阁《四库全书》使西湖增加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对提升杭州以至浙江，甚或江浙以至全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有人以为，杭州这座文化名城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节点，一是南宋建都杭州，二是清代建文澜阁贮《四库全书》。关于文澜库书直接受惠的学者，前已简述，此处主要述在文澜精神影响下，浙江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对提升杭州以及浙江文化的影响。

▲文澜阁内的常设展览

世界各国古往今来凡重视民族文化的都办有藏书处所，只是叫法不同，西方称图书馆，而中国称藏书楼，或某某阁。文澜遗韵，泽被后世，我以为影响最大的即是将私书化为公书，供众阅览，其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可低估。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浙江学政张亨嘉与浙江巡抚聂缉规商定，扩充杭州藏书楼为浙江藏书楼，章程规定：“书楼之设，原以广开民智，造就人才。无论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但志在通知古今中外者，均准借书阅书。”从中可以看出，这条阅书章程实是当年乾隆皇帝上谕中的“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精神完全一致，只是具体化而已。张亨嘉在《浙江藏书楼碑记》中说得更为清楚明白：

光绪二十八年，余来视学浙中，俯仰文澜阁遗迹，思有以敬承之。而杭之东城，故有书楼，盖本讲舍之遗址也。余以邵吉士章、胡部郎焕等言，躬往案视。见其地居僻左，屋宇湫隘，且储书未广，无以餍闳阅者之心，因谋扩充其制，度地于城之中央，商之抚部聂公缉槻、行省翁公曾桂，借官钱奏请改进，增拓规模，广置图籍仪器，俾官绅士之愿学者，均得恣其渔猎，以冀读书者众，而豪杰之士出于其中，稍阐文澜阁藏书之精意，非仅规抚西法已也。从来国家之兴，务必明教育而开知识，乃能自卫其强，而爱国之心益固。……东西各国，强弱有时，大小不一，然学优则民智，学拙则民愚，智者日著富强之效，愚者立见危亡之忧，此其彰明较著也。书楼之法，辅学堂以行，在各国最称善政，定知夫中国圣人已先百年为之者！

▲光绪为浙江藏书楼所赐“敦彝牖慧”匾

张亨嘉是文澜精神的阐述者和践行者，可说识见不凡。回顾历史，文澜精神影响所及，先有嘉庆间黄澄量创余姚五桂楼、咸同间温州藏书家孙衣言、湖州陆心源均有藏书公阅之举，与文澜精神不无关联，或者说是文澜精神影响下，乃有此举。此后宣统元年（1909）浙江巡抚增韫上《奏创浙江图书馆归并扩充折》在文澜阁西建的浙江图书馆乃是文澜精神的化身，为国内最早建立的几个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四库全书》也找到了新的安身之所。

在文澜精神影响下，两浙地区的公共图书馆纷纷建立。除杭州外，与此同时，浙西的嘉湖两府都办起了图书馆，嘉郡称嘉郡图书馆；湖郡称海岛图书馆，均为民国及今之嘉湖两地图书馆之前身，其间脉络班班可按。浙东诸府中，宁绍两地开风气之先。其中绍兴的徐树兰以个人之力创办古越藏书楼，而后向绍兴府呈报归公，特别提到“伏念高宗纯皇帝特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备庋秘籍，津逮后学。由是江浙人文甲天下，成效昭然。”古越藏书楼是中国首家以个人之力，并向政府立案，捐赠社会的公开图书馆，为民国至今的绍兴图书馆的前身。

文澜在西湖有幸，西湖有文澜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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