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2日上午10点半左右，我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一座神庙面前突然失足，当时一只脚踏进了四块石砖的拼接处，我听到咔嚓一声，不是按快门的声音，而是我可怜的骨头发出的声音。当时我还穿着高帮登山鞋，以为可以得到一些保护的，但没想到，在异国他乡，在神面前又这么失足了一次。

斯时一群鸽子正从我眼前飞过，当时我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词就是——东梓关！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去东梓关！

老实说这已经是我第二次骨折了，第一次是在跟农民的篮球比赛中，我技术差只好表现得勇猛一点，跳起来抢篮板，落地时踩在农民大叔的脚背上，人家没事，我却倒地不起……那一次是被送到省中医院，后来打上了石膏，吃煞了苦头，也吃了好多猪爪和骨头汤，当时不止一个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去东梓关呢？

为什么不去东梓关？这个问题有点像哲学命题，但于我这样一个世俗且食稻米的人来说，如果我手脚都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去东梓关呢？那时也知道东梓关在富阳，但在富阳的哪里，完全不知道。从小知道的是，看骨折一定要去东梓关，而且我大概知道东梓关应该是在江边，好像有人说要坐船去的。

我第一次骨折的年代，在我的视力范围内还满是手扶拖拉机，所以东梓关，于我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不像当年郁达夫，坐班轮船就从富阳城里去东梓关了，他在笔下是这样写的——

“东梓关在富春江的东岸，

钱塘江到富阳而一折，

自此以上，为富春江，

已经将东西的江流

变成了南北的向道。

轮船在途中停了一二处，

就到东梓关的埠头。”

郁达夫的哥哥郁曼陀更是厉害，十个字就写出了东梓关在富春江的地理情势：

“西下严陵滩，东流第一关。”

后来回想起来，我二十岁时大约是读过郁先生的所有小说的，但那时是一夜千页，这《东梓关》又没有《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那么出名。很多时候，我也是把达夫的小说当作散文来看的。比如这一篇极短的《东梓关》，高级的短篇，或者说诗性的短篇，就有点像散文的味道，至少我是好这一口的，虽然我更喜欢郁先生的散文和旧体诗。

▲ 东梓关村回迁房实景 孙昌建摄

整洁的街容，宽宽的马路，还有几个水塘，这是我对东梓关第一眼的印象。我先去看了新建的村史陈列馆，才知这个村以许氏和申屠氏居多，后者似在桐庐的深澳也有一族。墙上罗列了一些东梓关的名人，而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两位名医，一位是张绍富，一位是许善元。

说起许善元，先要说“许十房”，注意，不是许三多。说是大约两百年前，东梓关人许廷询娶了三房妻子生了十个儿子，于是便称之为“许十房”，这十房后又生了三十一个儿子，这许善元就是许家三房的后人，后成为一代名医，有《怪病备查》、《治虚选要》等著述传世。1932年，郁达夫患肺病，在母亲强烈要求下，来东梓关许家大院找许善元看病，而这一切都被郁老师写进了小说《东梓关》中，当时许家和郁家都是一个朋友圈的，用过去的话叫世交，现在没有了，现在最多叫私交。小说中写到一个细节感人至深：许医生“伏倒了头，屏绝住气息，他轻一下重一下的替文朴按了约莫三十分钟的脉，又郑重地看了一看文朴的脸色和舌苔：‘不要紧，不要紧，你这病还轻得很呢！我替你开两个药方，一个现在暂替你止血，一个你以后可以常服的。’说了这几句话后，他又凝神展气地和洋灯注视了好几分钟，然后伸手磨墨，预备写下那两张药方来了……竹园先生把两个药方开好了，搁下了笔，他又重将药方仔细检点了一遍。”

搭个脉要三十分钟，写个方子还要磨墨，写好了还要重将药方仔细检点一遍，这样写出来的字不可能是潦潦草草的，这是什么态度，这是什么精神？由此看来，那个时代对人的生命还是有着一份敬重的，由此我们对医生更有一份敬重，这不是两家是世交就解释得清楚的。郁达夫的这篇小说，可以说是为东梓关留下了一份遗产，这是跟富春江边他的故居，杭州的风雨茅庐一样的文化遗产，这是不需要去申请的遗产，自珍自惜就可以了。

东梓关村原貌 孙昌建摄

我们去看了许家大院，是在一个池塘边，地理位置倒是极好的，因为离老码头已经不远了。房子还是江南的那种旧式民居，现在无人居住，据说有关部门已经决定要对其整修了，可能还要跟文学有点关系，至少，小说中的文朴，以及现实生活中的郁达夫是在这个院子里住过一宿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理解，达夫先生笔下的许医生就是代表了我们心目中的那种名医，人要死，天也留不住，但人还是要请医生来留，因此村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也是那个年代的一种医患关系：“请到许善元，死了也情愿。”

孙昌建摄

接着我去看了张绍富医德馆。馆内有张先生的一些照片，以及我熟悉的杉树皮一类的，也有他的事迹介绍。我特别记住的有一点，碰到那些家贫的人，他还管病人的一日三餐，而且是免费的！因为骨折病人往往要住在他家里养伤。医生做到如此境界，所谓的痛也是值了，因为我们把痛交给了一个有医术又有善德的人。而东梓关之所以出骨伤名医，可能跟此处以前习武之风颇重有关，习武难免要受伤，而习武之风的兴盛，又跟此处古时屯兵驻军有关，因为这是一个“关”嘛。

孙昌建摄

最后去看了东梓关码头，即当年郁达夫坐船的地方，现在则是一片凄凉，这不是我夸张。凄是因为现在这个码头不用了，只有一只小船泊在岸边，颇有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其实这不是野渡，无人倒是真的，一行人也是匆匆一瞥就走了；说凉因为这一天都预报有小雪了，再加江风夹雨，那个寒气的确是有点刺骨的。江边立有一碑，有数行文字的介绍，我照了一相，便有点仓皇地往回走了。

往回走的时候又有点不舍，我再看了一眼江景，我知道我的右手是富阳城里方向，左手应该是桐庐方向，左右四顾，那真是萧索肃穆得美死了。那就是一幅宋人的文人画呀，树枝素描着天空，江堤分割了水陆的视线，江景是迷蒙的，一块巨石，一段残缺的栈桥，以及那周边的老房子，这还是郁达夫笔下的东梓关啊，我是不是有点穿越了。

好在我又穿越到了今天，2018年我又去了一次东梓关，是阳春三月去的，那些老房子都已经得到了修缮，杭派民居的改造也已经初见成效，尤其是面朝田野的那一批，白墙黛瓦，自成一景。那码头也早就不是凄凉的调性了，大堤似也整修过了，旁边也新建了一点旅游设施。一同去的人纷纷打听那些农居的租价以及其他问题，而我则在想，如果我真住在这里，我还能写出郁达夫式的《东梓关》吗？

作者孙昌建，文学创作一级

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杭州市政协委员

现任职于都市快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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