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生于1792年8月22日的杭州，算是一名两百年前的90后，两百年后，杭州在他位于上城区马坡巷旧居的位置上建起了一座纪念馆——龚自珍纪念馆，以纪念这位杭州籍的出色的思想家和诗人。如果从建筑的角度上来说，他的纪念馆并不大，但考虑到此处曾是他的旧居，所以跟其他一些纪念馆相比，还是颇有点古旧的味道。我记得第一次走进这个纪念馆，是跟一批诗人朋友，其中还有来自台湾的前辈诗人，自那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杭州的名人纪念馆也越造越新，所以我对那个叫小米园的房子还是存有好感的，正如龚先生的诗，总给人浓郁激愤之感，好像是铁屋中的呐喊，而人们最为熟悉也被引用最多的就是这一首《己亥杂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传闻龚自珍从小聪慧过人，诗文皆能出口成章，这跟他出身于书香官宦家庭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他的母亲是当时大学问家段玉裁的女儿，在他童年时，父亲在京做官，是母亲在杭州教他读书识字，6岁时龚自珍离开杭州，到京城跟父亲一起生活。1811年时，龚父奉旨调任徽州知府，途中龚自珍去苏州造访了外祖父段玉裁。读了外孙的诗文之后，段老先生极为欣赏，他认为小龚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这个话肯定有犊孙之情，但确也有独特的眼光。另外也有传闻说，少年时期的龚自珍也受到过外祖父的亲授，所以基础打得相当扎实。因为欣赏外孙，所以便将他次子的女儿段美贞许配给小龚，这当然是表亲婚姻，亲上加亲，在当时也并不少见。时年龚自珍虚岁二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

正所谓情场得意，考场失意，跟很多极有才华的人却不能在科举考试上出人头第一样，龚自珍的科举之路也满是痛苦的记忆，1813年的乡试他名落孙山，一直要到1818年他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1819年、1820年，他两次参加会试皆落选，后来他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妻子不幸病亡，后来他便又续了弦。一直要到1829年（道光九年），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另有一说他在此年与湖南人魏源双双落榜，此后这两位“考友”遂成好友。此前龚自珍也属于“半官半读”，当时担任的是国史馆校对的职务，虽说也是官职，但其实是个清闲的职务，只是说由于这个原因，他得以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这为他的学问又一次奠定了基础，包括他后来在藏书和目录学方面的成就，也跟他在这段时期的任职是分不开的。后来他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等于是国史编撰官了，但他又不只是从文字到文字，而是要由史论今，发表对时政的看法，由此得罪了不少朝政的官员，这也是读书人都会碰到的问题，那个阶段，龚自珍还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极有份量的文章。

照理来说，凭龚自珍的常识和才华，他是应该受到朝廷的重用的，之所以没有被重用，原因还是他锋芒太露，说了当政者不想听也不愿听的话，因为那个时候的清政府，从里到外都差不多要烂透了，虽然不乏仁人志士的热血和激情，也时不时提出救世良方，23岁那年龚自珍已写成《明良论》四篇，痛斥“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矛盾直指士大夫阶层，但这实在已经无济于事了。而文人论政，包括科举考试中的纵论国事，也是一种传统。在殿试对策中龚自珍曾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写了《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准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了改革主张，他“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当时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为由，将之不列入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

这个事情从今天来看，等于是一篇高考作文不入考官的法眼，但其实是涉及有关如何用人的大问题，像龚自珍这样锋芒毕露之才，虽为众人注目，但取不取他、用不用他，却是代表了朝廷用人的风向标，因此龚自珍的遭遇实际上也是带有普遍性的，所以他会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

龚自珍跟林则徐和魏源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后两人都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且身体力行，龚自珍支持禁烟运动，在林则徐去广东查禁鸦片前夕，给林写下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他认为“鸦片烟即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昼夜”，他提出“食妖宜绝”，对破坏禁烟者“宜杀一儆百”，而且他还希望通林则徐的改革，使中国出现“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局面。

龚自珍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社会矛盾积重难返，所以他是力主改革的，但那个时候，他连林则徐这样去禁烟的机会都没有，期间也曾在书院授课传业，更多时间里他只能以诗文抒怀，留下了《己亥杂诗》315首和《定庵全集》，梁启超曾经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全集》，若受电然。”南社著名诗人柳亚子评介说是“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可以说龚自珍的诗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相对而言，他的诗启后的意义更大一些，特别是对清末和民国诗人的意义更为重大，包括柳亚子、苏曼殊以及鲁迅、郁达夫等都深受他的影响，很多人认为他是清诗第一人，也有不少论者认为清诗其实并不逊色于唐诗，只是人们的审美一直停留在唐宋诗上面，不敢直面清诗的那种尖锐和沉郁。

除了诗歌之外，龚自珍的散文也极有成就，他不仅突破了明小品文的格局，也跟当时极为盛行的桐城派散文不一样，他更接地气，更为大胆，但同时又巧用立意，善用曲笔，在揭露时弊、经邦济世方面独树一帜，其中最为著名的也一度列入中学课本的就是《病梅馆记》，他一上来就列出江南三大赏梅胜地并指世人对梅的见解：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然后龚自珍指出这其实是一种普遍现象：“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以梅喻人，以病梅喻病世，喻世间的用人观，宁曲不直，宁疏不密，以病为美，不要生机，龚自珍的文风由此可见一斑。不过龚自珍吟梅颂花也不只是这样一种视角，他的名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似乎更为脍炙人口。

1839年6月4日（道光十九年），即鸦片战争爆发前一年，龚自珍辞官回杭，当时他是只身返乡，后来才把家眷接回来，传闻他后来都不愿亲自返京，这可见他对京城的厌恶，或许也还有不能明说的理由，这个我们在后面也可以作一点猜度。

辞官后的龚自珍以教职谋生，1841年起，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的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但1841年9月26日，时年50岁的他在酒后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他的去世颇为蹊跷，也为后世留下了谜团，自然也有不少版本的传闻和演义，因在他随身的行囊中藏有一小束枯萎的丁香花和一位女人的自画像，于是这一桩疑案便也称之为 “丁香花公案”。

这段公案，起源于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首诗，诗中写道：“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篇末并自注云：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这里的“宣武门内太平湖”，指的是乾隆曾孙、宗室才子、贝勒奕绘的府邸；而“丁香花”、“缟衣人”，则就是奕绘的侧福晋顾太清，那就是那幅自画像的女主人，这位女主人早年是歌女出身，可谓才貌俱佳，当时在京城的清廷高层中已经出现类似沙龙性质的聚会，顾太清自然是里里外外皆要照应，这让去参加沙龙的龚自珍神魂颠倒，其实跟他同去的也还有林则徐和魏源等好友，于是龚诗人只能以诗传情，且有点事先张扬，当时就为不少人所知，但据说两人之情事也只是处在柏拉图的状态当中，因为没办法真正有实质性的接触，由此龚诗人便变得行为有点乖张，这就是坊间所传的“丁香花公案”，人们当然也是见仁见智，有赞同者，有反对者，也有辟谣者。清末的曾朴曾将此事又虚构了一番，写入了小说《孽海花》的第三、四回，两人的所谓“情事”更是得以盛传。

名人身上的这种逸闻艳事其实也不奇怪，特别是出现在文人身上，龚自珍后来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愤世嫉俗，世人皆睡唯我独醒，但他同时也写了不少的艳词，从创作是源于生活的观点来看，他与某个才女有情事也不奇怪，但从创作又是高于生活这一观点来看，某种虚构和云游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是从丁香花事件的后果来看，顾太清及家人被逐出王府，从此流落市井，而龚自珍也辞官回乡。他匆忙离开京师之后，对进京心有余悸，曾遣仆人入京迎接家眷，自己并不亲往。两年后的八月廿十，龚自珍暴病而卒，这被有人理解为是被明善堂主人用毒鸩杀害了。但又有版本说明善自己倒是非常开明，他并没有对龚和夫人进行报复，反倒是他的亲生儿子不能容忍此种“丑闻”，在明善因病去世之后，将继母顾太清和四个弟妹统统赶出王府，于是便有人猜测说，龚自珍的死也跟这位贝勒爷的报复有关。后人在有关顾太清的诗文中，也将这段暧昧之情事删得一干二净。

今天杭州的龚自珍纪念馆也是值得一看的地方，只是寻找起来会费点小周折，那个小米园实际上是清代桐乡贡生汪淮所建，后来为龚自珍的爷爷购得又重建，现在这里门牌挂的还是马坡巷16号，但你问人马坡巷在哪里，可能只有那一带的老杭州人还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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