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爸爸出差回来，相机里还有一张胶片。他给正在中天井玩的小朋友拍了一张照片。前排从左依次是倪工程师的小女儿小越、我大弟弟阿秀、树坤的女儿于芳。后排从左依次是我小妹妹燕燕、吴勇、我大妹妹星星。都是学龄前儿童。我上学去了，小弟弟估计在睡觉

1959年元旦，全家到柳浪闻莺公园玩。后排依次是我爸爸、我妈妈、小弟弟阿多、我堂哥哥

我小时候与爸爸妈妈的合影

2007年，佑圣观路44号老邻居聚会

肉票少，想多吃点肉就要去买猪头。我三年级、星星一年级，我和她凌晨四点钟爬起来，有时排到柜台前了，猪头刚刚卖光，只好第二天再去

1958年夏天，我家搬进梅花碑佑圣观路44号。

44号是个大墙门，大门坐东朝西，高高的白粉墙，石条门框，黑漆木门。从大门到后门有五进、大大小小七、八个青石板铺地的天井。进门贴北墙有暗通道，正中有圆洞门，跨过圆洞门豁然开朗，里面是花园，花园里树木繁密，楼台亭阁回廊错落有致，还有太湖石围了一圈的水池。

44号是省交通厅宿舍，住省厅和下属各个局、队三十多户干部职工家属以及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到省厅各单位还没有成家或者成了家、家属在外地的职工。

我家住在墙门正中天井坐南朝北的两个房间。中天井西面是一堵高墙，贴墙砌了装自来水笼头的两个水池和长长的洗衣台。中天井的北边也是高墙，贴墙用木板钉了两间淋浴室，男一间、女一间。洗澡间只有冷水。后面院子里有个公用厕所。

44号各家的住房是分配的。每户人家一个房间或两个房间。住大天井的张局长家有三个房间。大天井的楼上住的单身职工，两人一间房间。

44号人家都不是杭州本地人。住大天井楼上的单身上海伢叔、天津阿姨都叫我们小朋友。

各家的厨房在过道、门洞，或搭建在天井角落、院子里。早上，家家发小煤炉，煤烟弥漫。

那时，买东西要凭票凭证，放学后、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外婆总是叫我去排队买米买煤球，买霉豆腐，买老包心菜，买引火柴。寒假里排队最多，凭票买年糕买花生买蚕豆买番薯。肉票少，想多吃点肉就要去买猪头。我三年级、大妹妹星星一年级，我和她凌晨四点钟爬起来，迎着寒风去排队。有时排到柜台前了，猪头刚刚卖光，只好第二天再去。清早，只要妈妈叫一声，我和睡一张床的星星便摸摸索索穿上棉衣棉裤，脸都不洗就出门排队去了。

外婆念经似的教育我们吃饭要省！吃菜要省！穿衣裳要省！她说，你们这样不晓得省，你们爸爸给我这点钞票哪里够用呀！这个月钞票用光啦

十月份吧。放学到家，外婆对我说，快快，去市三医院看你姆妈。

市三院在城头巷。

我从医院楼梯走上去，走廊拐弯是妇产科。妈妈躺在靠窗口的病床上。

一辆小车推到妈妈的床边。小弟弟在蜡烛包里露出皱皱的脸尖尖的脑袋，像玉米棒。妈妈看出我的惊慌，说，医生用钳子钳出来的。

我顺着妈妈的手指仔细看，小弟的脑门两边都有产钳的印。妈妈说，不要紧的，医生技术很好。妈妈教我摸摸小弟弟的头，说，这样轻轻地摸，小弟弟的头会圆起来的。

我大着胆子轻轻地摸摸小弟弟的头。手心有点痒。

我每天放学或学习小组散场回家，外婆让我拎饭盒去医院。饭盒有鲫鱼汤或赤豆汤。我在病房等到小弟弟送出来，轻轻地摸小弟弟的头。等妈妈抱小弟弟回家时，小弟弟的头已经圆了。

小弟弟的小名叫阿多。

妈妈回到家叫我马上给爸爸写信。我写了一封信，告诉爸爸小弟弟生出来了。妈妈写了信封，给了我八分钱叫我到邮局把信寄出。

我爸爸在余杭谢村的航道疏浚队，他很少回家。

爸爸离休后有一次对我说，老干部集中学习的时候谈论我给杭州日报《倾听》版写的纪实文学《流亡学生》。老干部们与程邦云工程师很熟悉，他们也有抗战期间艰难读书、艰苦工作的经历。有位伯伯说，老曾大女儿从小就会讲故事……爸爸听了很高兴，说，我大女儿小学二年级就会写信了，写得我眼泪都看出来了。

我惊讶极了，问：爸，真的？什么信？

爸爸说，你写了一大张呢，告诉我，妈妈生小弟弟了。写家里要买米买菜，外婆没有钱了。

我脑子里拼命搜索，终于打捞出了第一次写信的场景。妈妈被机关精减退职后出去做临时工，收入少了一大截。外婆念经似的教育我们吃饭要省！吃菜要省！穿衣裳要省！她说，你们这样不晓得省，你们爸爸给我这点钞票哪里够用呀！这个月钞票用光啦！

我写信把外婆说钱用光了，买米的钱没有了写了进去，爸爸看到信能不流泪吗？

妈妈拎起苍蝇拍，朝我的腿狠狠地抽了几下，说，你不想想外婆管你们五个多少苦！我痛得眼泪喷涌而出，但不哭出声音，怕外面有人听到

妈妈生了小弟弟，还是要出去工作。妈妈叮嘱我和大妹妹：阿琦，你读书回来要帮外婆抱阿多。阿星，你要管牢阿秀。

外婆在家纳鞋底补衣裳洗菜烧三顿饭。阿多睡醒了，她就用一块长长的、温州老家带出来的毛蓝土布把阿多背在背上做事情。我放学，或学习小组回来，外婆把背在身上的阿多放下来叫我抱。

阿多要抱的那段时间我正好在学校读二部制（上半天学），有时间抱阿多。偏偏那两年我被连环画——杭州人叫“小书儿”迷牢了。放学、学习小组结束我泡在小书摊，一分钱看两本。钱来源于过年压岁钱一角和退瓶费。看病配药水要押一角或两角钱，退瓶费妈妈不问我要，我就用来看小书儿，一看就忘了回家。

外婆背着阿多太吃力了，很生气，对我妈诉说我的懒惰：“死”在外面不晓得回来！

妈妈生气了，拎起苍蝇拍、关起门朝我的腿狠狠地抽了几下，说，你不想想外婆管你们五个多少苦！早点回来抱小弟弟！

我痛得眼泪喷涌而出，但不哭出声音，怕外面有人听到。

我被打清醒了，便咬牙挡住诱惑：一次顶多看一分钱两本小书儿！赶紧回家抱小弟弟！

阿多生病，我抱他去市三医院。他老是哭着啃我的肩膀，我便吓唬他。我哪里知道，是阿多饿了呀

阿多八九个月的时候，星期天，爸爸回来了，对我说，阿琦，你抱阿多去拍张照相，他的公费医疗证要贴照片了。摸出几角钱给我。

我马上抱起阿多走了。

阿多营养不良，精瘦，穿淡绿色连体田鸡皮，光屁股。我自己也精瘦。抱着阿多，从佑圣观路拐弯到河坊街，还没到新宫桥，我浑身虚汗，抱不动了。我在新宫桥旁边的粮站门口坐下来歇歇。我让阿多“嘘嘘”，再抱阿多往前走。走到中山中路同河坊街交叉的十字路口，我把阿多放在张允升百货店的柜台坐着，自己歇口气，再抱到马路斜对面的松鹤照相馆。

我抱阿多坐在拍照相的椅子上，他放声大哭，双手紧紧抓牢我，照相师傅哄不好。我跪下来托着阿多，腾出一只手擦他的眼泪鼻涕。师傅使劲摇铃铛吸引阿多。在阿多盯着铃铛哭声停顿的刹那间，师傅另一只手按了照相机快门。

几天后我去取照片。照片上阿多眼泡哭肿了，神态呆萌。只有我知道他的眼泪还在脸上呢。拍照片找回五分钱，又被我看小书儿用掉了。

外婆是小脚，吃不消走远一点的路，她不识字，不懂挂号。爸爸在疏浚队，妈妈做街道卫生消毒员，天天背消毒桶到处跑，每月工资十八元，从不请假。阿多生病，我抱他去市三医院。

到医院挂号、配药，我把阿多放下，阿多紧紧抱着我的腿。看病的时候阿多更是紧紧依在我肩上躲避医生。我抱阿多出去看病从没有一丁点儿吃的。阿多老是哭着啃我的肩膀。我便吓唬他。我哪里知道，是阿多饿了呀。

我抱阿多出去外婆很放心，她对爸爸妈妈说，阿琦懒是懒一点，做事情蛮灵光的。

奇怪的是，等到阿多走路稳当用不着我抱了。我对小书儿没了兴趣，放学回家一心一意看厚厚的《青春之歌》、《钢铁怎样炼成的》之类小说书了。

明发妈像给地下党放哨，看到班主任刘冬兰老师过来了，朝我们说：“老西”来哉！我们快速收起满桌子的折纸青蛙，翻开课本

我与住后天井的程政钦、倪安福同班，每天我到后天井与他俩一起从后门走出到直吉祥巷小学读书，放学一起回家。

上学之前，44号有的小朋友上交通厅幼儿园。交通厅幼儿园在浣纱河边。幼儿园有辆三轮车星期一早上来接，星期六下午送回来。阿秀、阿多不上幼儿园，在墙门大天井里与燕平、大同他们打旋螺陀，打弹子、劈洋片。

星期六晚上44号花园里经常放电影。《女篮五号》、《万紫千红总是春》、《女理发师》……电影看了一本又一本，不要钱。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圆洞门被封死,花园里的楼台亭阁拆了，水池填了，造了一幢三层的简易砖混楼房，沿墙走廊隔成了一间间宿舍，住进了好多户职工家属。

我读直吉祥巷小学的时候，学校为了解决教室不够，低年级实行二部制。两个班分上午、下午轮流用同一教室。学生半天到校上课，半天分小组在某个同学家里做作业。一个小组五六个学生。

我与政钦、安福、李明发、阮真伟在一个学习小组，小组学习有时在直吉祥巷69号明发家，有时在政钦家。

政钦家前后直通两个房间。前面房间摆两张小床一张方桌。不上学的半天，我、政钦、安福、明发、真伟一起趴在方桌上做作业，作业做好，走象棋、军棋、抓麻将牌儿。政钦妈是居民委员、小组长，她督促我们做作业。政钦家订《小朋友》、《儿童时代》，我每期都仔细看。她家有收音机，我经常去听，容国团勇夺乒乓世界冠军就是在她家听到的，高兴得欢呼雀跃。

明发兄弟姐妹七个，爸爸在运输公司拉人力车。他后脑勺留了一根小辫儿。真伟是明发的隔壁邻居。他长得圆头圆脑，兄弟姐妹五个，他的父母也在运输公司拉人力车。我们在明发家堂前的方桌上学习，总是先搞搞儿。

明发妈像给地下党放哨似的，坐在门口缝补衣裳、做鞋子。她看到班主任刘冬兰老师过来了，朝我们说：“老西 ”来哉！我们快速收起满桌子的折纸青蛙，翻开课本，高声背诵：六六三十六、六七四十二……

刘老师走进来听我们背乘法口诀，与明发妈聊几句家常，走了。

政钦学习最出挑，学霸，是少先队大队长。我和安福学习成绩蛮好。明发、真伟不调皮不打架，成绩也不错。刘老师经常表扬我们小组。

生活在一个墙门里，白天房门都是开着的，厨房更是一览无余，各家的吃穿用几乎透明

放暑假。44号小朋友结伴做作业、看电影，也去游泳，更多的时候是敲瓜子。

佑圣观路往北走到头是清泰街，清泰街上有颐香斋，颐香斋年年做月饼，做月饼要用核桃仁、瓜子仁。核桃仁、瓜子仁是用手敲出来的。

敲一斤瓜子也就几分钱吧，有钱挣我们很起劲，汗流浃背不休息。我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敲得最多，挣了十来块钱，正好阿秀要上小学了，领到钱，我买了一只铁皮铅笔盒和几支铅笔给阿秀，余钱全部交给外婆。

44号小朋友的衣裳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袖子短了，裤腿短了接长再穿。

二年级“六一”儿童节，我要戴红领巾了，央求妈妈给我做白衬衫、背带裙。妈妈给我做了一条蓝布背带裙。大家笑我穿得像烧香老太婆。这条裙子我一直穿到小学毕业。家里布票不够用，妈妈买了大手帕，两块缝在一起，挖出领口，两边留出伸手，阿秀、阿多都是穿手帕过夏天的。

生活在一个墙门里，白天房门都是开着的，厨房更是一览无余，各家的吃穿用几乎透明。工资高的人家吃穿用好一些。不过，票证是按人头分配的。每人每月几斤米、几两油、几张肉票蛋票有硬性规定，买肥皂火柴等等都要票。所以，好得有限。商店里有不要票的高级饼干、高级糖果，但贵得吓人。我家从来没买过。

漂亮的天津阿姨是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她父亲是大学教授。她养了一只鸡，用没吃完的高级饼干喂它，被人家贴了“大字报”。

44号水费一人一个月一角钱。一个房间只准用一盏25瓦的灯泡，一盏灯一个月五角钱。房租一个平方九分钱或一角钱。钱从大人的工资里扣。

44号衣裳穿得最漂亮的是于队长爱人董阿姨。她到中天井拎水最勤。董阿姨母亲不是擦就是洗，地板、玻璃窗没有一点灰尘。因为董阿姨的父亲在日本，所以，她有侨汇券。侨汇券能买最紧俏的商品，非常珍贵，董阿姨有了侨汇券就挨家挨户送，一家都不落下。

张局长戴眼镜，儒雅斯文。他行政级别最高，却是到中天井来拎水次数最多的爸爸。他和爱人王科长没有请人帮忙家务。

政钦爸爸高个子，帅帅的。星期天，他有时与局里的叔叔在家里方桌子上打桥牌，有时去厅里打篮球、打排球。政钦自豪地告诉我：我爸爸读浙江大学的时候是篮球队长。安福爸爸长得也很帅，他在公路工程队，跟我爸爸一样在野外风吹日晒，皮肤黝黑。

听说程工程师、倪工程师也被揪了出来，停发工资、关进牛棚。我疑惑：搞技术有什么问题

1965年爸爸调到省航运管理局机关。1966年夏天，我们家搬到刚刚造好的省航运局宿舍。

新宿舍是砖混结构的三层楼，我家住在一楼，还是两个房间，每个房间十七平方米，朝南，阳光充足，南北通风，有厨房、有带抽水马桶的卫生间。

我家搬出44号的时候，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红卫兵造反破四旧。

一天下午，爸爸突然回家，后面跟着箍红袖章的人。爸爸匆匆拿了毛巾牙刷放进他的黑色人造革拎包，对外婆说，我去谢村。

我呆若木鸡。爸爸担任过疏浚队副队长，要挨批挨斗了？

好多年后，爸爸才告诉我，那次去谢村是陪斗。队长张立栋被斗得苦煞。张队长是山东南下干部。

爸爸一向抓业务，每次疏浚任务都圆满完成。爸爸参加劳动的天数是最多的。对曾副队长揪还是不揪，疏浚队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当权派必须全部斗倒斗臭。另一派认为，老曾这种埋头苦干的队长也批斗的话，没有好干部了。双方妥协，爸爸陪斗了两次。不戴高帽，给凳子坐，在台上靠边记录。

那段时间，44号里所有带长字的叔叔伯伯都挨了批斗。大墙门里大字报贴得一塌糊涂。

听说程工程师、倪工程师也被揪了出来，停发工资、关进牛棚。我疑惑：搞技术有什么问题？

大字报、批斗什么的使我胆战心惊。搬出44号大墙门后，我一次都不敢再去。

瘦骨嶙峋的倪工躺在病床上，把半导体收音机放在枕头边听新闻。他感觉国家拨乱反正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我从黑龙江插队返城之后，便与政钦联系上了。她去临安插队，在农村表现突出被推荐上大学。她二伯、五叔1949年去了台湾。二伯是国民党中将，五叔是台湾某银行副行长，因为海外关系她被大学拒之门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钦从供销社会计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当上临安县副县长……

我与薇薇、安福联系上了。倪工程师在“文革”中因历史问题挨批挨斗跪铁条，吃尽苦头。薇薇一直纳闷：憨厚讷言的爸爸究竟有什么历史问题？

爸爸去世后，薇薇到省交通厅查档案。这才知道：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正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的爸爸跟随大夏师生西撤到贵州。大学毕业后，他进交通部滇缅铁路当公务员。1940年到1945年他投身昆明机场、零陵机场、芷江机场建设。因为日军侵华，邮路中断，温州老家的妈妈收不到爸爸寄出的信。一直抗战胜利，爸爸才回到温州老家。回到家，爸爸马上投身杭温公路建设……

“四人帮”粉碎了！这时，倪工已经病倒，瘦骨嶙峋的倪工躺在病床上，把半导体收音机放在枕头边听新闻。他感觉国家拨乱反正会有一个大的转变，他为抗战修铁路、修机场、修公路的“罪名”迟早会昭雪……

时光流逝，44号大墙门早已拆了。44号的长辈一个一个离我们而去。小朋友也都老了。童年往事却深深地烙在我的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