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杭州的藏书鼎盛时期是在清代，后来公共图书馆的兴起，私家藏书不免相形见绌。尤其在上个世纪中经历八年抗战，杭州沦陷，私家藏书毁损严重，这是最为痛心的一件事。但受杭州书香溢城的传统影响，杭城书香依旧，摒去周边的水乡山村不说，20世纪初杭州城区的大街小巷依然书香阵阵，估计有六七十余家之多，有王同与其子王绮、王禔、汤寿潜等一大串名单，这里只能择要简述。

1.出了名的几位藏书家

汤寿潜，前面说起过他独力捐建大学路浙图，但他还是位藏书家人们就较少知晓，他住家城东姚园寺巷，人称每逢午后常去梅花碑的文元堂和天禄阁两家旧书店阅书、买书，以此为乐。去得久了，与书商相熟，杭州旧书店老板知道他喜欢些什么书。每逢有好书，必送书到姚园寺巷汤公馆任其挑选。

辛亥革命后，他任浙江都督，没有空闲去逛书店，就委托秘书到书肆去寻访珍本古籍、名人手稿。杭州各书肆主人也纷纷到都督府送书，供其挑选，他有两方藏书印，每书必钤。一方是“浙东汤氏拱执宦藏”，另一方印，实是他的藏书箴言：“见即买，有必借，窘尽卖，高阁勤晒，国粹公器，勿污坏。”他的“有必借”，颇见此老胸襟。曾闻杭州旧书业界故老相谓：抗战时杭州沦陷，汤之藏书被窃，杭州旧书肆时有出现。

杨复（1866-1945前后），他的父亲杨文莹是清末杭州知名藏书家，杨复的一生主要供职于公共图书馆，1931年任浙江图书馆编纂主任。

杨复喜藏书是在杭州出了名的，那时的旧书店老板知道他喜书，而且称得上是位豪客。每日早起他起床洗漱毕，来不及吃早饭，门口就候着一批持书而来的送书人，老板送书上门了。他就一一挑选，直至中午始息。他有个习惯，买书从不还价，虽然家中有钱，日子长了，不免拮据。书店老板也乐意他赊欠。他藏书种类很多，但大宗是地方志，他曾放言要尽收全国方志，先杭州、浙省，“由邻省而递及天下，不竞蔚奇观也哉！”

但就是因为大量购书，导致生机日窘，只得于1929年将全部古籍47546册（其中宋元明版就有5千余册），以34000元之价，全数出让给清华大学图书馆。当时清华大学购进了这批书，时人认为“此事不仅使清华图书馆在华北第一，即使在全国也将居于首例。”

前几年遇到清华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刘蔷，我问她：丰华堂藏书可安好？她答：顾先生你放心，杭州的这批书我们保管得好好的。杭州的书香一直飘到了京华。

2.毁于战火和保留下来的

王体仁（1873-1939）字绶珊，家城东田家园（今小营巷附近），出身贫寒，靠母亲打磨锡箔纸为生，最高学历是秀才。后来经人推荐担任小营巷盐商顾少岚的西席（家庭教师），耳濡目染，熟习盐业，创办了天津久大精盐公司致富。中年始开始藏书，沪杭两地皆有笔第，藏书处均称九峰旧庐。

王体仁藏书，以广收明版起步，而后关注宋元佳椠，所藏有瞿氏铁琴铜剑楼，邓氏群碧楼，傅氏双鉴楼诸家散出的宋元珍本，又曾请人去北京书肆或私家搜书，所藏极富。王氏藏书另一特色是地方志，有个数字颇能说明问题，其时北图（今国图）收藏地方志为二千余种，王氏私藏达2801部。

1937年12月杭州沦陷时，王体仁不可能携全部藏书逃难，故将杭州田家园寓所藏书“围以墙而贮之。日寇据其室，疑其中有窖藏，梯而窥之，见为书，则投以炸弹，垣毁室倾，书于八年之中，雨淋日炙，尽腐烂，损失甚大。”（钟毓龙《说杭州》），王亦于次年忧愤而死。

叶景葵（1874-1949），与陈叔通为同科进士，后为著名实业家。景葵少时读书东城讲舍，一次得奖银七元，又向母乞讨三元，购得藏书家刘履芬朱笔句读初印精本《小谟觞馆诗集注》是他藏书之始。据他好友顾廷龙说：景葵藏书尤好稿本，校本，以为这是先贤精神所寄，不忍其流散也。他收藏的稿本最著名的是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手稿本。

当时杭州城战有家朱遂翔开的抱经堂旧书店。朱遂翔有次在绍兴旧家收购到一“巨包”业已“碎烂”破纸片，初步断定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的手稿，朱叶二人是老朋友，经叶的请求，朱就将这包碎烂的手稿以72银圆之价转让于叶。叶得到这部手稿后亲手灯下剔除蠹鱼蛀虫不下数百，又请杭州著名修书人何长生细心修补，费时两年，耗资二百银圆。又赴京请钱穆（宾西）鉴定。此时又获得浙大张其昀赠以顾氏书信亲笔照片，两相对照，经过鉴定才确定那大包碎烂纸片确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的手稿。叶氏收藏清人著作手稿尚多，但以此最为珍贵。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江浙文物被摧毁甚多，为保存文献，景蔡遂于1939年约张元济等倡议在上海创办建立私立合众图书馆。两年后馆舍落成，叶景葵将家藏图书全数捐给该馆，包括那部海内外唯一珍本《读史方舆纪要》手稿本。杭州的叶氏残藏书移藏上海。今日沪上书香有杭州的清香在焉。

3.鲁迅购过书的豸华堂在日本，还是在……？

鲁迅喜欢读书，购书，日记中有简略记载。1978年“文革”结束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新出版《鲁迅日记》，日记中记有向豸华堂买书的事，但都不知道这个豸（音：zhi）华堂在何处。

有人怀疑豸华堂可能在日本，还委托我国驻日使馆查询过也不得要领。为此专门委派陈宗堂（笔名马蹄疾）一路南下，遍历有关省市寻访，仍无头绪。后来陈宗堂向杭州市文化局打探，文化局有关同志想到了杭州旧书界的耆宿——原解放路松泉阁店主王松泉可以问一下，陈宗堂找到王松泉，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豸华堂书店民初即在马市街口，与王松泉的松泉阁仅隔了条马路的同行，哪有不知之理？

豸华堂书店的主任是金述璋（？-1949），祖上是杭州藏书世家。曾祖金应麟是道光进士，后官大理寺少卿，喜爱藏书，藏书处的名字就叫豸华堂。马市街是金家世代所居之地。

金述祖原学法律，曾执业推事、律师，后以家族衰微，公推述璋为代表设肆售家藏图书、碑版，编成目录出让，以为“若任其固闭深藏，徒饱蠹腹”，又失先人藏书之意。遂于马市街金家老宅辟出一隅设肆售书，书肆即以“豸华堂”为招牌。

述璋原不熟悉书林业务，与城站火车站旁文艺书店店主屠叙臣合作，除搜购古籍外，编印《杭州豸华堂珍藏善本图书目录》寄往外埠，开展邮购售书，一时声誉颇佳，在爱书人中很有影响。鲁迅购豸华堂书当是邮购性质。

杭州官巷口的积善坊巷有一五开间四房的西式洋房，原是鲁迅挚友蒋抑卮的住宅（今保存完好）他的凡将草堂藏书室就在其内。蒋抑巵（1875-1940），名鸿林，以字行。蒋家原是杭州丝绸世家，后倡议设立浙江兴业银行，抑巵说服其父率先认股并垫股十万余银圆，为杭州知名实业界人士。

抑巵喜藏书，所藏颇富，世前将家藏图籍五万册捐赠上海图书馆，顾廷龙为编《杭州蒋氏凡将草堂藏书目录》。抑巵与鲁迅为挚友，他们相识于日本东京，曾因在章太炎门下学小学。曾资助树人、作人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的印刷出版，还资助过《浙江潮》的办刊费用。

抑巵的积善坊巷旧宅屋曾堆积其父所经营的蒋广记绸厂的历年账册，及与各地业务往来的信札，尤其珍贵的有鲁迅致蒋抑卮的书信数十通及与抑卮在东京与鲁迅合摄之照片数十帧及字画若干。由于蒋家子侄都在外地工作，家由一旧日蒋家老佣照看。老人不识字，以为这一屋子账册等均是废弃之物，1952年将之一股脑儿以废纸论斤秤与上门收购废物者，最终这些杭州经济史料（蒋广记绸厂账册）和珍贵的鲁迅手迹与他们的合影俱化作纸浆矣。

后蒋赓声（抑卮之侄）想起此屋所存的鲁迅手札及字画等，急匆匆从上海赶到杭州查询时，只能顿足徒唤奈何！蒋赓声原住杭州，亦喜藏书，与松泉阁主人王松泉相熟。此为蒋亲口告诉王泉，是十分可信的。

4.浙人在杭州的藏书事迹

延安路，本名延龄路，因清旗营南门为延龄门而得名，今元华商城区块民国初为兴武将军朱瑞的将军府第。大门朝南，临延龄路之西，四周有高大围墙，正面中轴线约二三十米处有红色清水砖二层建筑两进，后进即为朱瑞办公处所。1950年代初为浙江省人民办公厅办公处所。后进楼上中为沙文汉，左为李丰平，右为包达三，三位省长办公室。我自1953年少年时代在省府工作，对此楼格局至今仍有深刻印象。

朱瑞（1883-1916），浙江海盐武原镇人。曾由秋瑾介绍加入光复会，1910年任新军代理标统，驻军笕桥，参加杭州光复之役。朱瑞虽是武将，实系文士。出身孤寒，三岁丧父，赖母抚育成人，七岁从兄读书，后肄业秀水学堂，补县学生员（秀才），喜读《左传》，遇兵事篇凡不能背诵者，常彻夜温读不寐。

军务之暇，他雅好收罗古椠名帙。任浙江军政长官后，暇时轻车简从，赴清河坊文元堂访书，文元堂店主杨耀送则尽力为之搜觅善本。据杭州书业耆老王松泉云：每遇佳本，杨即命内弟朱华运载至都督府供其选择。如此日久互相熟识，朱瑞待之如友，常留之共食。一日朱华送书遇雨，衣衫尽湿。朱瑞见了即命人取衣使换。朱华惶不敢受，朱瑞说：满清皇朝已被推翻，如今主张人人平等，不必自卑。朱瑞死后，其藏书由家属出售遂四散。

延安路北龙翔桥东萱寿里有余绍宋（1883-1949）的寒柯堂藏书。他是浙江龙游人，后落籍杭州。人们最熟知他的职务是浙江通志馆馆长。书画皆精，名倾南北。

从藏书的角度说，我以为他属传统的藏书家。其藏书连屋接架，汗牛充栋，有言十万卷，有言三十万卷，为民国间杭州一大藏书家。

抗战军兴，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余氏先期与所长之道志馆迁永康方岩，藏书未及携走。约在1943-1944年间有“好事人”犯险为其抢救出杭州寓所藏书“数十簏”，并告知沦陷时寓所藏书遭劫事，余先生痛惜万分。

王修（1898-1936）和温匋（1998-1930）是夫妇，居京期间，每逢公暇夫妇常住琉璃厂、隆福寺访书觅碑，遇有佳刻不惜重值购之。他们夫妇购书，颇似宋赵明诚、李清照昔日开封大相国寺情况，也是夫唱妇随，传为一时佳话。

王修夫妇所藏书多宋元明三代刊本及高丽、日本刻本，所藏清本或为名家批校本，或为清人手稿，而清刻本一概不收，为藏书家中别具一格者，为人所重。王修夫妇皆不得永年，身前以二十余箱七百余种书寄存浙江图书馆，浙图曾辟“长兴王氏诒庄楼寄存善本室”以庋藏。1950年代后人改捐赠。浙图曹海花近著《<诒庄楼书目>及浙江图书馆藏王修题跋汇编》一书，嘱我写序，我很高兴，这为研究王修藏书提供了重要史料。

5.坚匏别墅是刘锦藻的藏书地，张宗祥一生抄书无数

爱好读书的都知道湖州南浔刘承干的嘉业堂藏书楼，但较少知道杭州西湖北山断桥边的坚匏别墅的主人刘锦藻，他是刘承干的生父，坚匏别墅也是刘锦藻的藏书地。

刘锦藻（1862-1934），光绪进士，以所进所撰《皇朝续文献通考》赐内阁学士。著名实业家，为清末浙江铁路公司副总理，浙江兴业银行主要股东。著有《皇朝续文献通考》《坚匏集》、《陆放翁年谱》等。

刘锦藻雅好藏书，辛亥革命后潜心学问著述，自述“通籍后始网罗典籍”吴郁生《刘锦藻行状》称其“髦而好学目记，皆亲子校录，出除载书自随，丹铅不去手。”

张宗祥（1882-1965）浙江海宁人。早年曾得一铁如意，据云为明末一士人毁家抗清时所用武器，遂以铁如意馆主为别号，命名其书斋及藏书处。（如图）今海宁硖石镇有张宗祥纪念馆。“文有张宗祥，武有蒋百里”，至今仍是海宁人的口头禅，以此为自豪。

宗祥后定居杭州城东建国中路普安巷，按理应当将他老人家写在城东区块，我考虑一者是杭州旧有湖上三老（张及黄宾虹、马一浮）之说，说西湖藏书离不开他。二是，他的藏书在浙图，生前将珍藏古籍四千零四十八册、拓片一箱和手抄书二百四十种、二千余卷悉数捐赠浙图。

对宗祥先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抄书，一生抄书无数，有说六千余卷至九千余卷的，1950年《铁如意馆手抄书目录》自云：“本意欲抄八千卷，与丁氏八千卷楼相匹，今年将七十，恐此愿难偿。”但自1950年至1965年逝世前，老人家抄书不辍。《八十书怀诗》有句“天怜手眼今如故，料是偿书债未清。”可证八十以后他仍在抄书。

余生也晚，然亦有幸。1951-1952年间初一失学时去孤山浙图阅书，虽只十四五岁无知少年，亦略知先生学问，有幸常在馆长室外见先生运笔抄书。先生见我总是笑眯眯的，每到午饭时总是从腰子形的饭盒里拿出小小一盒菜，一遍扒拉饭粒子，一遍从抽斗里取出一本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一页页翻阅，此情此景六十余年矣，我深印脑际。

6.马一浮西湖蒋庄蠲戏斋藏书

马浮（1883-1967），字一浮，著名学者，书法家。浙江上虞人，生于四川，后居杭州延定巷、积善坊巷、郭家河头，后应其学生蒋苏庵之请定居西湖花港蒋庄，今为马一浮纪念馆。据云藏书达十万卷，经史子集皆所收藏，为学者型藏书家，不重宋椠元刊，而以学术研究为主。

一浮先生所藏亦多西文书，据其亲属云：马先生在美国留学时三四天就去购一次书，举凡政治学、哲学、社会学、文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及语法修辞、历史学，其他如商业、无线电，数理化以及冶金方面的书籍皆有所购置涉猎。自述：得到卢梭《民约论》，胜获十万金；病中得的马克思《资本论》，“胜获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据说马老还是国内携回马氏外文版《资本论》的第一人。

李理山（1890-？）紫东，号徂徕，河北人。常主杭州玉皇山福星观，藏书处称丹井书屋。1927年前后尝遍历杭州各书肆，为城站抱经堂书肆常客。所购书为天文星象之类，多明刻旧抄，亦购明板医书。

当时杭州道教协会设在金华庙内（今西湖大道南端与南山路交汇处），李理山时来庙中，其时我在设于庙中的勇进初小读书，约1946-1948年时时得见道长，一身黑色道服，头戴方形道冠，镶有白色方玉一枚，五绺长髯，健步来去，人称其上下玉皇山健步如飞。其时沉迷于读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诸书，几疑李道长为神仙剑侠中人，想不到他是一位藏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