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英国伦敦会医药传教士雒魏林在游历了上海县城后，这样记录下对老城厢的观察和感受：
在狭窄街道上人口拥挤，几个家庭同住一屋，缺乏沟渠清洁的警察制度，清道夫也是没有的，排水设施非常不完善。城市人趁潮汐之际，使用河里的水。 在当时的江南，上海的情况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宋代之后，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卫生环境的脏乱差，包邮区各种疫情几乎没有消停过，翻阅史料，可以说是“一年一小疫，三年一大疫”。仅康熙一朝，相关记载就有： ♦ 康熙元年（1662） 五月，余姚大疫。（《清史稿》） ♦ 康熙十六年（1677） 五月，上海大疫。六月，青浦大疫。（《清史稿》） ♦ 康熙十九年（1680） 正月，苏州大疫，溧水疫。八月，青浦大疫。（《清史稿》） ♦ 康熙三十三年（1694） 夏，湖州大疫，桐乡大疫。（《清史稿》） ♦ 康熙三十六年（1697） 夏，嘉定大疫，青浦疫。（《清史稿》） ♦ 康熙四十八年（1709） 三月，湖州大疫。四月，桐乡大疫，象山大疫，高淳大疫，溧水疫。五月，太湖大疫。十月，江南大疫。（《清史稿》） ♦ 江苏高淳大疫，自春及秋死亡过半（民国《高淳县志》卷12）。 ♦ 康熙四十九年（1710） 秋，湖州疫。（《清史稿》） 与之前不同的是，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与世界体系的逐步形成，瘟疫传播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比如鼠疫，传入欧洲后，夺去了2500万人的生命，成为时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而源于印度的霍乱，早在“南京条约”中国正式打开国门前20年，便经福建、广州、江西，传入了浙江，并在包邮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仅宁波一地，估计就死亡1万人。而在杭州，霍乱最猖獗的1821-1822年6至8月期间，“全城居民如同睡着了一样，突然倒在大街上死了，明显没有一丝挣扎”。 1840年后，现代医学的知识大量传入中国，传统“瘟疫”的叫法被新的医学名词“传染病”所取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公共卫生对于防疫的作用。然而，“爱国卫生运动”只有在承平年代才能有效开展，如果是战乱频仍、灾祸连年的岁月，卫生防疫这类事是没人关心的。 很不幸，晚清七十年，就是这么一段动荡的时期。 
1851年—1864年爆发的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此期间，江南财富之地遭到毁灭性打击，许多州府人口锐减。其中，有死于战乱的，也有亡于饥馑和瘟疫的。至今，皖南花鼓戏《唐老三下江南》还有这样的唱词：“昨日里无事去把集赶，耳听得众人等讲一遍……江南人儿发瘟死，全都是客家人种庄田。”
瘟疫加剧了战争的烈度，甚至对战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天京被围后，洪秀全多次下诏镇守苏州、手握重兵的李秀成北上。但当时江浙各路太平军中正在闹瘟病，“死者无算，并战死头目亦无计，又各庙神佛显圣，贼祈禳之，无效”，所以李忠王迟迟未能动身。如果没有瘟疫，如果李秀成能及时援京，战局会否改变，这个谜只有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了。 后人可以确定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彻底改变了江南的城市格局。随着大批江浙士绅涌入租界，刚开埠没多久的上海取代苏州，成为包邮区的新中心。 
但城市化也有它的另一面，由于居住条件恶劣、营养不良、过度劳累，贫民阶层大量感染霍乱、肺结核等传染病。各种疾病在城市工人中的感染几率甚至数十倍于乡村农民。
此种情况在欧洲也曾普遍存在，所以1830年代的霍乱后，英国出台了《新济贫法案》，致力于减少穷人比例，从根本上预防疫情。可惜在中国，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受到重视，从而加剧了1894年爆发的鼠疫疫情。 这场发生在粤、港、沪等地的鼠疫，是晚清一次较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鼠疫爆发之初，尽管尚未传到上海，但以《申报》、《万国公报》等为代表的沪上媒体，便开始对事件进行追踪报道，不仅将鼠疫风潮的来龙去脉、发展过程，客观、完整地呈现给读者；同时，作为事件的评论者，反馈了沪上各界的心声，对租界与华界当局给予有效监督。
▲1890年左右，香港一条街上的瘟疫检查员。
透过媒体的报道，华界卫生环境的脏乱不堪，与租界的清洁整肃，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华洋当局的不同反应和举措，也将清政府在城市管理与危机应对中的迂腐无能袒露无疑，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这促使清廷在卫生防疫领域进行改革，从而催生了近代上海海关检疫制度与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 等到1910年北方再次发生鼠疫时，清政府一改封闭、不合作的态度，不仅聘请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伍连德博士前往灾区指导防疫，还邀集多国医学专家筹商疫情，仅用67天便消灭了哈尔滨的鼠疫。 这背后反映的，是近代公共卫生观念传入中国后“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斥到融”的过程，其中，一些重大疫病事件发挥了关键的催化剂作用。 ▼延伸阅读▼ 隐蔽的旧“二院”曾经是“东方最好的医院” 百年前中国唯一的麻风病收容所 就在杭州的宝石山上 宝石山上圣经赞美歌石刻和消失了的广济医院 ↓ 见 下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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