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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的演讲者是上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他让共产党员上一线的话语振奋民心、凝聚意识。这是他两年前的一节公开课，短短时间里没有一句废话，“并不是因为我们高尚，而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么一群焦虑的人”，静好岁月有人负重前行，动荡时间更有逆行者守护，“城秘”向所有奋战在一线的负重者和逆行者致敬，而我们这些普通人要做的事情只是出自一个常识。 “城秘”的网友们，你们都还好吗？因为新冠肺炎的肆虐，“城秘”的工作人员都乖乖在家隔离， 行动大受阻碍，我们只能隔着屏幕隔着口罩和大家讲故事了。 “城市秘密”讲的是城市里鲜为人知的往事和城市在这些事件里的生长过程，所以杭州有没有和瘟疫抗争的历史呢？杭州这座城市千百年来又是如何应激反应，创造出哪些相对先进的治疗方法和卫生制度呢？江浙沪挨得那么近，互相又是如何同气连枝面对大灾大疫，共渡时艰呢？这些在我们下面的文章里都能看到一些答案。 “城秘”的顾问章胜贤老师和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杭城收藏界的一位前辈老戴师傅曾经和他简述过杭城民国时期的一场瘟疫肆虐的状况。戴师傅说一年春夏交替时节，瘟疫肆虐，大街小巷倒毙的死尸横陈，没有人敢去收尸，只有政府派慈善机构用大板车整车整车地装运出城填埋。但是当时有些吃力气饭的人依旧在街头拉黄包车，聊海天，看上去没什么事。什么原因呢？老戴说，吃力气饭的人口味重，生姜、大蒜、洋葱头是“长下饭“，尤其吃大蒜头最灵光，百病不侵，是最廉价的灵丹妙药，谓“臭灵丹”。这个是不是让你们想到双黄连啊。病急乱投医，但凡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的东西都是好的。我们梳理了江浙沪千百年的“战疫”史后，更加相信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只要大家能熬，不要放弃，随着天气变化，药物到来，一切都会好的。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这是继2003年非典之后，第二次遭遇如此全国性的重大疫情。而部分上了岁数的江浙沪土著，可能对1988年上海地区爆发的、累计造成29万人患病的甲型肝炎还多少有些印象。但总体而言，相比中风、心脏病、癌症等，流行性传染病已经退出国人致死疾病前十榜单好多年。 所以，面对突发疫情，大家不要慌张，要有信心！ 不过在历史上，瘟疫确曾给先民们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往往一场瘟疫，就能导致“死者以十万计”。即便是自古繁华的江南，诸如“城郭邑居为之空虚”“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的记载，也是史不绝书。 瘟疫的爆发流行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互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复杂现象。早在殷墟甲骨文里，就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可以说，瘟疫在这片土地上流传肆虐的时间，几乎与我们的文明史一样长。 
一直要到1953年，传染病在全国人口死因构成中所占比重才开始下降，1954年后才不再居于首位。也就是说，中国人开始远离致死性传染病的魔爪，才不到七十年。但新冠肺炎的爆发再次提醒我们，瘟疫的阴魂其实并未消散。
在这几千年防瘟抗疫的历程中，包邮区人民都遭遇过哪些磨难，付出了怎样的代价，留下了多少教训？瘟疫在造成“流尸满河，白骨蔽野”的同时，又是如何客观上刺进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话还得从头说起。 
▲1月30日，杭州文一路航拍。不一样的春节，不一样的空城。
现代所说的“流行病”（epidemic），在传统中国，一般泛称为疫、疠、瘟、温病、伤寒等。目前有确切年代和地点可考的最早一次瘟疫，发生于公元前673年的齐国。但由于时光久远，史料不全，后世所能知晓的先秦时代的瘟疫，总共只有寥寥四次。除了一次的范围波及“天下”外，其他三次都在北方，这跟当时人口的分布状况大致相同。
这样的情形在东汉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瘟疫流行次数大幅增加，时间间隔也愈来愈短。与此同时，随着南方的开发，当地的疫情次数也明显多了起来。 同今人印象中小桥流水、杏花烟雨的江南不同，那时候包邮区的很多地方，还充斥着瘴疠之气与恶毒之物。隋文帝初年的孙万寿曾以“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的诗句，来抒发自己被配防江南的心情。如此环境，发生流行疫病再正常不过。 所以到了三国时期，六次大疫中，就有两次出现于南方的吴国境内。进入东晋十六国，北方只有一次“大疫”记载（397年），其余八次全都发生在东晋统治下的南方。这种南北失衡的情形，跟瘟疫“偏爱”当时南方的水土不无关系。 每当瘟疫爆发之后，朝廷都会派遣大官或“使者”带领太医、医药，前往疫区医治病患。有时候，他们也会采取一些“隔离”措施。比如汉代曾在疫区净空“邸第”，将染病的人集中治疗。而晋代为了防止传染甚至规定，朝臣家中如果有三人以上感染瘟疫，那么即便本身没病，百日之内也不得进入宫廷。 同时，朝廷还会赐“棺木”或钱给那些无力埋葬死者的家庭，并由地方政府收埋那些全家灭绝的死者。 对于幸存者，政府的救济措施通常包括减免赋税、免除劳役、提供食物和生活所需，有时还会给予有偿或无偿的“生产工具”（农具、种子、土地等），帮其恢复“生产力”；或是提供房舍，让因疫致贫的百姓得以安身。 每一次的瘟疫，不仅对政府，对于医者也是极大的挑战，并且往往成为促使医学典范崩溃或转型的主要动力。 汉献帝时期的长沙太守张仲景，由于自家宗族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死去三分之二，而其中十分之七都亡于瘟疫，遂“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以“伤寒”论述瘟疫的病因、病理和对治之道，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成为中国医学理论的新典范。 
而曾隐居于西湖葛岭的晋代道教医者葛洪，其撰写的《肘后方》中，也有不少防治“伤寒”、“时气”、“温病”、“瘴气”、“疫疠”的药方。里面既有用来治疗已感染者的，也有像“度瘴散”、“屠苏酒”、“辟天行疫疠丸”等作为预防之用的。
不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要想完全治愈瘟病是做不到的，所以政府有时候也会借助巫术，来安慰民众。南梁中大通元年（529）6月，建康（南京）一带瘟疫流行，梁武帝便在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而民间也以为疫疠瘟病的发生是“疫神”、“疫鬼”所致。甚至就连汉代学者刘熙在《释名》一书中都写道：“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 这些观念，后来渐渐渗透到了许多节日习俗中，像作为宋人迎春重要活动之一的元旦放爆竹，其中就蕴含着驱疫避邪的意思。当然，这是后话。 ▼延伸阅读▼ 葛岭千年：仙踪难觅，朝暾依旧 ↓ 见 下 页 ↓ 
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城爆发瘟疫。由于政府财政匮乏，又没有助民治病的专门经费，情急之下，太守苏轼带头捐款，“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引发众商、乡绅赞助，创办了“安乐坊”，成为中国最早的民间救济医院。
“安乐坊”聘僧医主之，医愈千人，成为苏轼的众多政绩之一，至今仍在杭州流传。而作为起因的那场瘟疫，则渐渐被遗忘在了岁月里。
▲明仇英摹本《清明上河图》中一间小儿内外方脉药室
但其实，从汉至唐再到两宋，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的瘟病发生数量一路走高。一方面，江南光热充足、河网如织的环境条件对农作物生长与农业灌溉极为有利，这才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景况；但另一方面，如此的自然气候也极易诱发瘟疫，而发达的社会环境更进一步助长了其传播与扩散。 在宋之前，中国只有“城”没有“市”，而有宋一代，商业繁荣，街市发达，导致原有的城市管制瓦解，人口激增。特别是在浙西太湖平原和浙东沿海地带，城镇与人口分布尤为密集。 以杭州为例，经过吴越国三代五帝的建设，到北宋时已成为“东南第一州”。进入南宋，作为行在的临安涌入了大量南迁人口。按照历史学家赵冈的计算，在高峰期时临安城人口达到250万，整座城市“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 密集的人口为瘟疫的爆发提供了绝佳的土壤。传染病学研究表明，大多数传染病其病原要在某一地区长期存活下来，必需得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像囊虫病只能存在于20万人以上聚落，麻疹病毒需50万人以上群体居住条件。而江南发达的水路交通，又极大地便利了疾病的传入和流行，一旦疾疫发生往往难以控制。 作为宋代两浙路最早的贸易中心，杭州地处海路交通与运河航运的枢纽。南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谈到杭州的水上交通时，说从杭州乘船可达苏、湖、常、秀等江淮诸州，就是寺观庵舍搬运斋粮柴薪，也是“大小船只往来河中”。结果，隆兴二年（1164 年），“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疫死。是岁，浙之饥民疫者尤众。”这种输入式疫情，是不是和最近温州的疫情极为相似？ 据《宋史·五行志》记载，两宋300余年间，较大的疫情约有30多次，其中20多次发生在南宋江南地区。尤以行在临安最多，约有15次，占到宋代疫情的一半。难怪就连苏轼都感慨：“杭（州），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 梳理这些大疫，有的是因为战争带来的，比如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闰三月，临安府大疫；有的是由于水患旱灾引发的，正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还有就是跟民众不卫生的生活习惯有关。 都说病从口入，如果说非典、新冠肺炎是因为乱吃野味，那么彼时江南的疫病很多跟喝的水有关。 在水乡泽国的环境下，包邮区人民长期以来养成了一些不良的用水习惯，如在河道中倾倒垃圾粪便、洗刷马桶，然后又以河水为生活用水等，疾病在水中滋生、传播，导致瘟疫频发，久难杜绝。 频发的疫病，给医家们提供了丰富的临床实践机会。中国古代医学发展到宋代，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生病求医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 这一时期，文人知医、通医成为风尚，“儒医”群星璀璨，而考其籍贯，主要集中于江浙一带。像南宋史籍里记载的69位医家中，有赴浙任官对浙江医药学发展起过作用的政治家，如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有文化界名人兼精医药学的，如沈括、朱肱、王介、楼钥；有宗教界人士精湛医理的，如千佛寺异僧、僧法坚、西溪寺僧等……这些非科班出身的“白衣天使”，在历次抗击瘟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沈良方》，一名《内翰良方》或《苏沈内翰良方》，为北宋沈括所撰的《良方》与苏轼所撰的《苏学士方》两书的合编本，刊行于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内收集有治疫方、治气血方、妇科方等多个药方。
同时，宋代发达的社会经济也为应对疫情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政府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在大疫流行时为民众提供救助。 相比前朝，宋代在医药组织、医事制度、防疫救济方面有了较大进步，惠民药局、安济坊、养济院、漏泽园等社会福利机构在城市中普遍设立。上面提到的苏轼在杭州成立的民间救济医院“安乐坊”，后经两浙漕臣上报朝廷并得到批准，改为官办的“安济坊”。这些不仅成为宋代的一项特色，也为明清时期的社会保障事业奠定了基础。 ▼延伸阅读▼ 杭州老市长再上热搜，网友“不愧我爱豆”！ ↓ 见 下 页 ↓ 
1845年，英国伦敦会医药传教士雒魏林在游历了上海县城后，这样记录下对老城厢的观察和感受：
在狭窄街道上人口拥挤，几个家庭同住一屋，缺乏沟渠清洁的警察制度，清道夫也是没有的，排水设施非常不完善。城市人趁潮汐之际，使用河里的水。 在当时的江南，上海的情况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宋代之后，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卫生环境的脏乱差，包邮区各种疫情几乎没有消停过，翻阅史料，可以说是“一年一小疫，三年一大疫”。仅康熙一朝，相关记载就有： ♦ 康熙元年（1662） 五月，余姚大疫。（《清史稿》） ♦ 康熙十六年（1677） 五月，上海大疫。六月，青浦大疫。（《清史稿》） ♦ 康熙十九年（1680） 正月，苏州大疫，溧水疫。八月，青浦大疫。（《清史稿》） ♦ 康熙三十三年（1694） 夏，湖州大疫，桐乡大疫。（《清史稿》） ♦ 康熙三十六年（1697） 夏，嘉定大疫，青浦疫。（《清史稿》） ♦ 康熙四十八年（1709） 三月，湖州大疫。四月，桐乡大疫，象山大疫，高淳大疫，溧水疫。五月，太湖大疫。十月，江南大疫。（《清史稿》） ♦ 江苏高淳大疫，自春及秋死亡过半（民国《高淳县志》卷12）。 ♦ 康熙四十九年（1710） 秋，湖州疫。（《清史稿》） 与之前不同的是，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与世界体系的逐步形成，瘟疫传播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比如鼠疫，传入欧洲后，夺去了2500万人的生命，成为时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而源于印度的霍乱，早在“南京条约”中国正式打开国门前20年，便经福建、广州、江西，传入了浙江，并在包邮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仅宁波一地，估计就死亡1万人。而在杭州，霍乱最猖獗的1821-1822年6至8月期间，“全城居民如同睡着了一样，突然倒在大街上死了，明显没有一丝挣扎”。 1840年后，现代医学的知识大量传入中国，传统“瘟疫”的叫法被新的医学名词“传染病”所取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公共卫生对于防疫的作用。然而，“爱国卫生运动”只有在承平年代才能有效开展，如果是战乱频仍、灾祸连年的岁月，卫生防疫这类事是没人关心的。 很不幸，晚清七十年，就是这么一段动荡的时期。 
1851年—1864年爆发的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此期间，江南财富之地遭到毁灭性打击，许多州府人口锐减。其中，有死于战乱的，也有亡于饥馑和瘟疫的。至今，皖南花鼓戏《唐老三下江南》还有这样的唱词：“昨日里无事去把集赶，耳听得众人等讲一遍……江南人儿发瘟死，全都是客家人种庄田。”
瘟疫加剧了战争的烈度，甚至对战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天京被围后，洪秀全多次下诏镇守苏州、手握重兵的李秀成北上。但当时江浙各路太平军中正在闹瘟病，“死者无算，并战死头目亦无计，又各庙神佛显圣，贼祈禳之，无效”，所以李忠王迟迟未能动身。如果没有瘟疫，如果李秀成能及时援京，战局会否改变，这个谜只有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了。 后人可以确定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彻底改变了江南的城市格局。随着大批江浙士绅涌入租界，刚开埠没多久的上海取代苏州，成为包邮区的新中心。 
但城市化也有它的另一面，由于居住条件恶劣、营养不良、过度劳累，贫民阶层大量感染霍乱、肺结核等传染病。各种疾病在城市工人中的感染几率甚至数十倍于乡村农民。
此种情况在欧洲也曾普遍存在，所以1830年代的霍乱后，英国出台了《新济贫法案》，致力于减少穷人比例，从根本上预防疫情。可惜在中国，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受到重视，从而加剧了1894年爆发的鼠疫疫情。 这场发生在粤、港、沪等地的鼠疫，是晚清一次较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危机。鼠疫爆发之初，尽管尚未传到上海，但以《申报》、《万国公报》等为代表的沪上媒体，便开始对事件进行追踪报道，不仅将鼠疫风潮的来龙去脉、发展过程，客观、完整地呈现给读者；同时，作为事件的评论者，反馈了沪上各界的心声，对租界与华界当局给予有效监督。
▲1890年左右，香港一条街上的瘟疫检查员。
透过媒体的报道，华界卫生环境的脏乱不堪，与租界的清洁整肃，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华洋当局的不同反应和举措，也将清政府在城市管理与危机应对中的迂腐无能袒露无疑，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这促使清廷在卫生防疫领域进行改革，从而催生了近代上海海关检疫制度与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 等到1910年北方再次发生鼠疫时，清政府一改封闭、不合作的态度，不仅聘请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伍连德博士前往灾区指导防疫，还邀集多国医学专家筹商疫情，仅用67天便消灭了哈尔滨的鼠疫。 这背后反映的，是近代公共卫生观念传入中国后“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斥到融”的过程，其中，一些重大疫病事件发挥了关键的催化剂作用。 ▼延伸阅读▼ 隐蔽的旧“二院”曾经是“东方最好的医院” 百年前中国唯一的麻风病收容所 就在杭州的宝石山上 宝石山上圣经赞美歌石刻和消失了的广济医院 ↓ 见 下 页 ↓ 
对现代中国来说，1911年是个转折之年。这一年，武昌首义，民国肇始。而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它也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领导了1910年鼠疫防治战的伍连德曾评价说：
预防医学的新时代开始于1911年，当时中国政府和人民注意到在扑灭肺鼠疫中精确的现代科学的优越性。他们看到一群清洁、热心和无所畏惧的年青人，用知识、显微镜、设备和消毒装备起来，成功地扑灭了鼠疫。同时他们也遇到了多话的、旧式的和不能确认疾病的医生，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针灸和给病人服麻醉药，他们和病人一样，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伍连德对“多话的、旧式的和不能确认疾病的医生”抱怨的背后，是一场已经持续多年的中西医之争。 宣统初年，两派就在《大公报》、《醒华日报》、《民兴报》等媒体上，围绕中医存废的话题，争得脸红脖子粗。而宣统二年（1910 年），东北鼠疫扩散至华北，更是令不少开明人士与清廷官员对中医妄传方药、任意错置等弊病大加指责。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争论达到高潮，就连学医的鲁迅都站出来吐槽中医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非议并没有击垮中医，擅长调和主义的国人开始尝试接受并采用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但必须承认，争论客观上推动了公共医学的普及。 待到北伐成功以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而作为首都（南京）与经济中心（上海）所在地的包邮区，公共卫生机构增长最为迅猛，并呈现出由城市向乡村扩张的迹象。这方面，杭州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20世纪30年代，浙江医疗卫生界组织夏季卫生运动大会宣传卫生防疫
1934年2月，上海医学院的褚应章对杭州卫生事业状况进行了一番调查。在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上的《杭州市卫生调查报告》一文中，褚应章写道： 杭市卫生之发源，尚在民国初年，首由省警察厅特设一科，十余年来，未尝变更。所办之事，侧重取缔。至民国十六年(1927)，始有卫生局之成立，然旋即裁撤，而归公安局接办。至廿年(1931)，又于市政府重设卫生一科。保健、医药、防疫……以中国卫生落后之国，杭市卫生工作与其他各省较，尚能差强人意，近年来市府对于自来水厂之创办，防疫之进行，学校卫生之提倡，均能尽力。 硬件是上来了，观念意识的改造也不能落下。为此，从1934年起，国民政府发起了一场持续15年的“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纲要》明确指出了新运的主旨是“我全体国民之生命革命也”，要以简易而迅速的办法，清除国民不合时代、不适环境的习惯，以“求国民之生活合理化”“依此为据，既适卫生，又合习惯，民族复兴，但看此举”。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就当时中国的实际来说，国人既缺乏卫生的知识和习惯，更缺乏讲究卫生的条件和环境。加之随后抗战骤兴，新生活运动定下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 根据1947年《新运导报》记载，新运推行13年后，“别的不用讲，请问堂堂的首都所在地，能找得出几条够得上整齐清洁得街道？到处刷马桶，随地小便，似乎成了人们对于整洁修养得习惯”。
▲民国初期杭州市立天长小学防疫注射
上海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在虹口区山阴路，1950 年代第一居民委员会有过如下回顾： 象我们里弄，虽有四只公共垃圾箱，但无人管理，箱里垃圾少，箱外垃圾多。一般人家，前门后门堆放垃圾，没遮没盖，招引苍蝇。阴沟经常阻塞。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乱抛废物，乱泼污水的现象，相当严重。夏秋季节，蚊蝇丛生，疾病流行。孩子吃坏了，闹肚子，家长也漫不经心。有时还会说“有钱难买六月泻”等等言论。 
因此，整个民国期间，各类传染病仍是威胁包邮区人民生命的头号杀手。直到1949年以后，随着时局的渐趋安定，迟到了整整百年的“爱国卫生运动”终于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各项卫生事业也逐步完善起来。
1950年，浙江在原热带病研究所基础上，成立了省立卫生实验院，负责全省预防医学的实验研究，这是国内第一个省立医学科研机构。 1975年，由浙江人民卫生实验院发现的血吸虫病治疗新药—双萘羟酸付品红在嘉兴进行临床试治，该药是我国首先发现的治疗血吸虫病的有效药物。 1977年，又是浙江的防疫人员首次证实了食贝类食品与甲型肝炎发病之间的关系。并于11年后，上海甲肝大流行蔓延至浙江之际，研制出减毒活疫苗毒种。 ……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回顾包邮区人民与瘟疫的千年缠斗史，不禁想起毛主席那两首著名的《送瘟神》：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别具一格的《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日）头版
哦，对了，有必要再提一句，这两首诗正是1958年毛主席在杭州刘庄所作，由此，爱国卫生运动从杭州走向全国。
所以对目前焦虑的大家来说，我们能做的就是从自我卫生做起：勤洗手，多防护，做清洁、热心和无所畏惧的人，这就是爱国卫生的真义，讲卫生=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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