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城爆发瘟疫。由于政府财政匮乏，又没有助民治病的专门经费，情急之下，太守苏轼带头捐款，“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引发众商、乡绅赞助，创办了“安乐坊”，成为中国最早的民间救济医院。
“安乐坊”聘僧医主之，医愈千人，成为苏轼的众多政绩之一，至今仍在杭州流传。而作为起因的那场瘟疫，则渐渐被遗忘在了岁月里。
▲明仇英摹本《清明上河图》中一间小儿内外方脉药室
但其实，从汉至唐再到两宋，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的瘟病发生数量一路走高。一方面，江南光热充足、河网如织的环境条件对农作物生长与农业灌溉极为有利，这才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景况；但另一方面，如此的自然气候也极易诱发瘟疫，而发达的社会环境更进一步助长了其传播与扩散。 在宋之前，中国只有“城”没有“市”，而有宋一代，商业繁荣，街市发达，导致原有的城市管制瓦解，人口激增。特别是在浙西太湖平原和浙东沿海地带，城镇与人口分布尤为密集。 以杭州为例，经过吴越国三代五帝的建设，到北宋时已成为“东南第一州”。进入南宋，作为行在的临安涌入了大量南迁人口。按照历史学家赵冈的计算，在高峰期时临安城人口达到250万，整座城市“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 密集的人口为瘟疫的爆发提供了绝佳的土壤。传染病学研究表明，大多数传染病其病原要在某一地区长期存活下来，必需得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像囊虫病只能存在于20万人以上聚落，麻疹病毒需50万人以上群体居住条件。而江南发达的水路交通，又极大地便利了疾病的传入和流行，一旦疾疫发生往往难以控制。 作为宋代两浙路最早的贸易中心，杭州地处海路交通与运河航运的枢纽。南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谈到杭州的水上交通时，说从杭州乘船可达苏、湖、常、秀等江淮诸州，就是寺观庵舍搬运斋粮柴薪，也是“大小船只往来河中”。结果，隆兴二年（1164 年），“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疫死。是岁，浙之饥民疫者尤众。”这种输入式疫情，是不是和最近温州的疫情极为相似？ 据《宋史·五行志》记载，两宋300余年间，较大的疫情约有30多次，其中20多次发生在南宋江南地区。尤以行在临安最多，约有15次，占到宋代疫情的一半。难怪就连苏轼都感慨：“杭（州），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 梳理这些大疫，有的是因为战争带来的，比如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闰三月，临安府大疫；有的是由于水患旱灾引发的，正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还有就是跟民众不卫生的生活习惯有关。 都说病从口入，如果说非典、新冠肺炎是因为乱吃野味，那么彼时江南的疫病很多跟喝的水有关。 在水乡泽国的环境下，包邮区人民长期以来养成了一些不良的用水习惯，如在河道中倾倒垃圾粪便、洗刷马桶，然后又以河水为生活用水等，疾病在水中滋生、传播，导致瘟疫频发，久难杜绝。 频发的疫病，给医家们提供了丰富的临床实践机会。中国古代医学发展到宋代，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生病求医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 这一时期，文人知医、通医成为风尚，“儒医”群星璀璨，而考其籍贯，主要集中于江浙一带。像南宋史籍里记载的69位医家中，有赴浙任官对浙江医药学发展起过作用的政治家，如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有文化界名人兼精医药学的，如沈括、朱肱、王介、楼钥；有宗教界人士精湛医理的，如千佛寺异僧、僧法坚、西溪寺僧等……这些非科班出身的“白衣天使”，在历次抗击瘟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沈良方》，一名《内翰良方》或《苏沈内翰良方》，为北宋沈括所撰的《良方》与苏轼所撰的《苏学士方》两书的合编本，刊行于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内收集有治疫方、治气血方、妇科方等多个药方。
同时，宋代发达的社会经济也为应对疫情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政府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在大疫流行时为民众提供救助。 相比前朝，宋代在医药组织、医事制度、防疫救济方面有了较大进步，惠民药局、安济坊、养济院、漏泽园等社会福利机构在城市中普遍设立。上面提到的苏轼在杭州成立的民间救济医院“安乐坊”，后经两浙漕臣上报朝廷并得到批准，改为官办的“安济坊”。这些不仅成为宋代的一项特色，也为明清时期的社会保障事业奠定了基础。 ▼延伸阅读▼ 杭州老市长再上热搜，网友“不愧我爱豆”！ ↓ 见 下 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