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982年

奇妙的大学之旅

77届所有的同学，都深感上大学不容易，如久旱逢甘霖般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学校为了补回耽误的一学期功课，本已安排了超额学习任

务，我们还主动向学校要求增加科目，因而学业负担相当繁重，一天到晚都是上课、自习、实验，还要参加频繁的测验和考试。

在当时全国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待遇算相当不错的。学校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发给不等的伙食助学金和零用生活费助学金。

入学初，我的伙食助学金为14.5元/月，以后又提高到17.8元/月。这在多数人月薪只有30-40元、猪肉价1.3元/公斤的年代，应该算是比较高的。

学生的住宿条件与现在是无法比的，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子住六七人，分上下铺，再配三四张正方形桌子，显得有些拥挤。不仅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没有。

冬天人多暖和，夏天的日子就特难受了。在省内杭州的气温是比较高的，入学的第一年夏季又逢高温，学生们为了能入睡或将草席搬到足球场上，或用多张方凳拼成“床板”搁在门口，上半身躺室内，下半身伸室外，身上遍涂清凉油，四周点蚊香……

高温的时候，也是期末迎考的重要时节，那些日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担任班团支部书记，有一年被学校评为优秀学生干部，没想到学校安排我去黄山旅游作为奖励，是黄山五日游。记得当时除了登山游览外，还在黄山宾馆内第一次见识并享受了室内温泉游泳池。

大学期间，文化生活主要是校园里每周六、日两个晚上的电影，夏天安排在露天电影场放映，冬天就转移到食堂。有时附近部队营区放映电影，也可以去看。偶尔节假日外出，或班级、小组集体活动，或约上几个同学结伴同行。

我们曾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泛舟西湖，也曾在风爽月圆的夜晚信步白堤，还曾花5角钱买票欣赏国家级艺术团的演出……这人间天堂的杭州，我常常想起电影《甜蜜的事业》的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我们也追求新奇，杭州的延安路开了一家西餐厅，也许是浙江首家，几个同学约了去体验，无奈囊中羞涩，点菜的时候，价格贵的舍不得点，看不懂菜名的不敢乱点，好不容易点了几个“洋菜”，记得当时不知道“色拉”为何物，只觉得价格便宜，又加了一道，也算是开了“洋荤”。我们对其他学校也好奇，杭州的几所大学和大的中专学校，凡是有熟人的都去过。

1982年-2016年

60岁从正处岗位上退休

大四最后一学期，我被派到上海崇明农场实习，一直实习到1981年的12月9日，马上就要结束大学生活。

鉴于我的学习和工作表现，老师准备推荐我留校工作，而我当时只想回黄岩工作，便婉言谢绝了老师们的一片好意。

事后得知，即使当时我愿意留校也无法实现，因为那时省委组织部通过学校已经将我选作后备干部，只是保密工作做到位，老师和我本人当时都不知。

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黄岩县农业局下属事业单位工作，从上大学前一个迷茫、无奈、无助的青年成为一名国家干部。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1983年8月被中共黄岩县委任命为宁溪区副区长；

1984年5月被当时的中共台州地委任命为黄岩县院桥区区长；

以后在黄岩县（市）委组织部、黄岩市（区）工商局、台州市工商局、中共仙居县委、中共温岭市委任职；

2016年12月，我在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处岗位上正式退休。

回首过去的这40年，我一直在跟自己和后辈人说一句话：读书很重要，一定要珍惜有书读的机会。

大学4年的时间不长，但在那个特殊年代，经历不一般的大学体验，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丽记忆。

退休一年半了，我也开始过起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到处走走看看，在家的时候，还可以抱抱孙子，给孩子们讲讲我过去的故事。

而我所有的幸福，离不开改革开放的40年。

本栏目由都市快报联合浙江省社科联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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