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山有金矿，学海藏智泉。

这是蔡增福的座右铭，从开始读大学至今，这两句话时常伴随左右。40年前，“文革”结束后中国恢复高考，蔡增福成了复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读书有多珍贵，1956年出生的台州人蔡增福，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如果没有高考，或者我没有考上大学，我经历的将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人生。是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77年

一次高考，两张准考证

这两张小卡片，是1977年我参加高考时所用的两张高校招生准考证。

为什么一次高考，会有两张准考证呢？

高考停了11年，累积了12届考生，由于当时人数实在太多，无法一次性安排正式的考试，只得先按地区组织初试，那两张准考证，一张是初试用的，另一张是正式考试用的。初试用的准考证没有贴照片，手写考点地址、考场编号和姓名、编号，有红印章；正式考试用的，贴有照片并盖骑缝章。

考试是在那年的12月，但8月底坊间就有传闻国家可能恢复高考招生政策，我当时是一所中学的代课老师，符合报名条件，可我将信将疑，疑的成分更多。

当时的我对大学的了解几乎空白，就连大学有本科和专科之分都不清楚，更不知道还有“研究生”一说。不少同学和我一样，都是在上大学后才知道自己录取的是本科，要读4年。现在看来，真是难以相信的笑话。

等到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向社会公布考试时间那天，已经是10月21日。这时，离初试只有34天，离正式考试也只有54天。

那天，我休息在家，听到广播里反复播送。播音员清脆的声音宛如天籁，通过电波把这则消息一字一句地传入我的耳朵。

紧紧关闭11年的高考大门，真的又敞开了。对于22岁的我来说，如沐春风。

1977年11月25日，初试。12月15日，岁暮天寒，全国570万考生奔赴考场，参加高考。当年，高校录取新生27.3万，录取比率29∶1。

1978年1月，考生体检。2月，张榜公布成绩，我所在的考点录取的是5名。3月，我被录取在浙江农业大学畜牧专业。

1978年

我成了一名大学生

1978年3月7日，我独自一人提前两天去学校报到，先坐公共汽车到杭州武林门车站，转几次市内公交到华家池——浙江农业大学。

那时从台州黄岩到杭州只有盘山路，单程路上至少耗9个小时，一张汽车票得花费半个月的生活费，而且车票紧张，除寒暑假外中途绝对不可能回来，一来时间不允许，二来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就算寒假，还怕老天下雪盘山公路结冰，回不了家。

学校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漂亮，但校园很大，又因为没有围墙没有大门，以至于到了校园内我还向人打听学校在哪里。而如今的华家池非常美丽，柳丝迎风飘，小舟漾清波，湖畔花团锦簇，绿草成茵，衬托着水榭亭阁；湖中岛林秀景美，曲桥通幽；一条长堤如虹卧湖，俨然像个小西湖。

第二天，一位50多岁的系领导冒雨骑着一辆三轮车，到武林门车站帮我提了行李拉回学校里。来回1个多小时，我非常感动。

3月9日，学校派大客车到火车站和汽车站陆续接新生到校。新生都是单独来的，没有家长亲属陪送。这一届，浙农大共招生400多名。我所在的畜牧兽医系，现在叫动物科学学院，招了62名，分畜牧和兽医两个专业两个班级。

同学年龄相差蛮大，最大差十几岁，我们班同学中两个年龄最大的早已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年幼的同学才十几岁。好多同学的年龄比学校的学生干事（现在称辅导员）和一些年轻的老师大许多，甚至出现中学时代的师生进入大学变成了同窗，中学时代的同学在大学成了师生等一系列的“辈分”错乱。

同学年龄大，社会阅历也相对丰富。有的原来是企业职工、农村青年、支农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的是部队退伍军人……大家的自我管理能力特别强，前两年学校没给我们配班主任，只有一名学生干事负责全系的学生工作。

1978年-1982年

奇妙的大学之旅

77届所有的同学，都深感上大学不容易，如久旱逢甘霖般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学校为了补回耽误的一学期功课，本已安排了超额学习任

务，我们还主动向学校要求增加科目，因而学业负担相当繁重，一天到晚都是上课、自习、实验，还要参加频繁的测验和考试。

在当时全国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待遇算相当不错的。学校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发给不等的伙食助学金和零用生活费助学金。

入学初，我的伙食助学金为14.5元/月，以后又提高到17.8元/月。这在多数人月薪只有30-40元、猪肉价1.3元/公斤的年代，应该算是比较高的。

学生的住宿条件与现在是无法比的，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子住六七人，分上下铺，再配三四张正方形桌子，显得有些拥挤。不仅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没有。

冬天人多暖和，夏天的日子就特难受了。在省内杭州的气温是比较高的，入学的第一年夏季又逢高温，学生们为了能入睡或将草席搬到足球场上，或用多张方凳拼成“床板”搁在门口，上半身躺室内，下半身伸室外，身上遍涂清凉油，四周点蚊香……

高温的时候，也是期末迎考的重要时节，那些日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担任班团支部书记，有一年被学校评为优秀学生干部，没想到学校安排我去黄山旅游作为奖励，是黄山五日游。记得当时除了登山游览外，还在黄山宾馆内第一次见识并享受了室内温泉游泳池。

大学期间，文化生活主要是校园里每周六、日两个晚上的电影，夏天安排在露天电影场放映，冬天就转移到食堂。有时附近部队营区放映电影，也可以去看。偶尔节假日外出，或班级、小组集体活动，或约上几个同学结伴同行。

我们曾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泛舟西湖，也曾在风爽月圆的夜晚信步白堤，还曾花5角钱买票欣赏国家级艺术团的演出……这人间天堂的杭州，我常常想起电影《甜蜜的事业》的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我们也追求新奇，杭州的延安路开了一家西餐厅，也许是浙江首家，几个同学约了去体验，无奈囊中羞涩，点菜的时候，价格贵的舍不得点，看不懂菜名的不敢乱点，好不容易点了几个“洋菜”，记得当时不知道“色拉”为何物，只觉得价格便宜，又加了一道，也算是开了“洋荤”。我们对其他学校也好奇，杭州的几所大学和大的中专学校，凡是有熟人的都去过。

1982年-2016年

60岁从正处岗位上退休

大四最后一学期，我被派到上海崇明农场实习，一直实习到1981年的12月9日，马上就要结束大学生活。

鉴于我的学习和工作表现，老师准备推荐我留校工作，而我当时只想回黄岩工作，便婉言谢绝了老师们的一片好意。

事后得知，即使当时我愿意留校也无法实现，因为那时省委组织部通过学校已经将我选作后备干部，只是保密工作做到位，老师和我本人当时都不知。

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黄岩县农业局下属事业单位工作，从上大学前一个迷茫、无奈、无助的青年成为一名国家干部。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1983年8月被中共黄岩县委任命为宁溪区副区长；

1984年5月被当时的中共台州地委任命为黄岩县院桥区区长；

以后在黄岩县（市）委组织部、黄岩市（区）工商局、台州市工商局、中共仙居县委、中共温岭市委任职；

2016年12月，我在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处岗位上正式退休。

回首过去的这40年，我一直在跟自己和后辈人说一句话：读书很重要，一定要珍惜有书读的机会。

大学4年的时间不长，但在那个特殊年代，经历不一般的大学体验，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丽记忆。

退休一年半了，我也开始过起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到处走走看看，在家的时候，还可以抱抱孙子，给孩子们讲讲我过去的故事。

而我所有的幸福，离不开改革开放的40年。

本栏目由都市快报联合浙江省社科联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