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前的今天，我远赴闻名遐迩的萧山戴村中学读高复班。

班主任郑子祥老师给我的印象像个当地农民，不像山东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上身穿着淡蓝色打补丁的衬衫，下身穿着一条宽大的短裤，赤脚穿着一双凉鞋，讲着一口纯正的上萧山话，也就是临浦、戴村、河上等南部地区的萧山话，年龄估摸着也就五十不到。

开学第一天，班主任郑老师给我们这批读高复班的同学做动员讲话，一开口就说，“你们已经高中毕业了，到这里来高复的唯一目的就是考上大学。你们本来已经可以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帮父母赚工分。现在你们不但没有工分赚，每个月还要花费父母十来块钱的生活费，你们如果不认真学习，怎么对得起父母？你们花费的这点钞票，都是父母的血汗钱，是他们省吃俭用省下来给你们的，甚至有的还是向邻居亲戚借来的。如果你们不认真学习，就是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你们的良心就是给狗吃了，你们要天打杀的。”听了郑老师的这一番话，想起了黄沙桥头佝偻着身躯修轮胎的父亲和半瘫的母亲，心情颇为沉重。

每天起床铃声响起，郑老师的身影就会准时出现在寝室门口，浑厚的男中音声音又出现在你的耳边，“好爬起了！快点，要做早操了。”朦朦胧胧还没有睡醒的我们，就在铃声和郑老师的叫唤声中，擦着迷糊的眼睛快速起床，像军队的士兵一样去跑步和做操。

每天上课时，郑老师经常会像“克格勃”一样，用他那闪闪发亮的眼睛在低矮的窗口偷偷地瞄上几眼，如果发现哪一位同学上课开小差，对不起，你就惹上大事了，一下课，郑老师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用萧山话开始骂人，“嬷东个学，侬来做何的？生活不去做，勿好好读书，侬对得起何个？”不管男女同学，一律平等，只要被逮住，那就算你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一定会被骂个狗血喷头。

我们四位钱塘人，除了我和加银外，还有三联和祥明。我们学习了一年，几个月回家一次，学校里是包餐制，分成十元、八元和六元三个档次，我吃的是八元餐。餐费每月要交，由于交通不便和通讯不畅，经常会接不上。这时，班主任郑子祥老师一改平时凶神恶煞的面孔，把这八元钱送到我面前，轻声细气地说，“可（不要）急，可（不要）急！先拿去用，拿去用！”硬把钱往你手里塞，我不好意思地接下了钱。等到父亲把生活费送来时及时还上。郑老师的工资成了我们学生的周转费。

一次，我感冒发烧，没有办法参加晚自修，就迷迷糊糊地睡在寝室里，等到天黑下来，晚自修开始了还在睡觉。只听到郑老师浑厚的声音又出现在了寝室门口，“怎么回事？生毛病了。”用他那粗糙的手贴贴我的额头说，“还有点温度嗒”。用毛毯把我盖好，用他那把大蒲扇把蚊子赶走，然后放下蚊帐，把蚊帐刹在席子底下并且用钢夹夹住。我闭着眼，一半清醒一半睡，听着郑老师的脚步声远去。晚自修下课时，郑老师把感冒药送到了我的床头。听同学们说，这是郑老师晚上到几里路外的戴村卫生院配来的。第二天一早，一碗热腾腾的稀饭和一根油条又送到了床头，吃了感冒药和白米粥，感冒已经好了大半，热度也已经退了下去。我把药费和饭钱要付给郑老师，反而被他骂了几句，他哪里肯收我的钱。

一年下来，在戴村中学老师们，特别是郑子祥老师严格的管理和教育下，我们班大部分同学考上了大学和高中中专，我考上了杭州师范学院，加银同学上了浙江师范学院，三联同学考上了浙江省法律学校，祥明同学上了杭州煤炭工业学校，我们四位钱塘人都跳了农门。从此，我们的人生轨迹得到彻底的改变。

年轻时忙于工作和生活，中间和老师中断了几年联系。等到念叨老师的好时，又联系上了郑子祥老师。郑老师说，“你们忙，不要来看我。我走得动，我来看你们。”他确实做到了。每年杨梅出时，拿着两筐所前杨梅，换乘几趟公交车，深一脚浅一脚地从萧山到转塘来看我和加银。我们也会在过年和中秋时去看望他。

有一年年底，郑老师对我们说，我的腿脚不便，明年无法来看你们了。就在第二年的阴历十二月二十九，郑老师过世了。得到这个噩耗，心里非常难受，我们的约定到此结束，我们再也吃不到郑老师送的那甜甜乌黑的所前杨梅。过年的诸暨香榧、春天的西湖龙井，再也无法送给郑老师品尝了。

郑老师，您在天堂里过得好吗？教师节到了，我们想您！

作者:袁长渭，1964年5月出生于浙江杭州，中学高级教师，多年担任中学校长，曾经担任西湖区教育局副局长、蒋村街道办事处主任、转塘街道党工委书记和西湖区发改局局长，现任西湖区灵隐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爱好写作和摄影，《浮山良户头》、《18路车》、《湖埠里——铜鉴湖畔好地方》、《母亲的杭州篮》等文章杭州日报整版发表，《脚踏车》和《露天电影》等五篇文章被杭州市政协收入《杭州记忆》，摄影作品《钱塘晚霞》和《茶镇新景》获摄影大赛大奖，个人的公众号为《钱塘往事》。

朗读者:徐涛 通哥/阿通伯

朗诵艺术爱好者，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首届十佳主持人，连续三届担任杭州人民广播电台首席主持人，现任杭州电视台明珠频道《阿通伯工作室》主任兼《健康汇》栏目制片人、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