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不喜欢说话，也不会说话。在人前，能不说话就不说话，能用短话的就不说长话，能坐着说就尽量不站着说，能站在台下说就尽量别上台。不喜欢说话，是羞怯，也是自卑。小时候，人见了，说：“半文是不是个哑子？怎么不喊人？怎么不开口说话？”

我本来准备开口喊一声，但一听人这么说，就更加羞怯，更加自卑。本来准备大声地喊，结果，变成了轻轻地喊，声音很小，人都听不见，以为半文没有开口。于是，后来真的连口也不开了。只在心里轻轻喊一声，就当是喊过了，反正，也听不见。

进城，读书。一开口，浓重的沙地腔，泥土的味道很重，惹人一脸嫌弃。于是，尽量不开口。能不说话就不说，实在想说话，就在脑袋里说，自己跟自己说。

奶奶没上过学，但奶奶会讲故事。奶奶讲故事的时候，一口沙地腔，但奶奶不自卑。奶奶说：“从前有个老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卖伞，小儿子卖瓜。天晴的时候，大儿子的伞会卖不出去，老人很苦恼；天雨的时候，小儿子的瓜卖不出去，会烂掉，老人也很苦恼。老人天天苦恼，实在没办法，去请教大师。大师说，你应该天天都很高兴！天晴的时候，你小儿子的瓜卖得很好！下雨天，你大儿子的伞会卖得很好。听完之后，老人豁然开朗。”

故事讲完。奶奶说，“总要看到事情好的一面。你不用自卑，不喜欢说话不是坏事，就把你脑袋里想说的话写下来。”于是，我就趴在饭桌上，把奶奶写下来，把爷爷写下来，把地里的麦子写下来，把斗鸡写下来，把知了写下来，把家里的鸡鸭猪狗写下来，把我看到的每一片云每一朵花写下来。我家只有饭桌，没有书桌。把饭菜撤掉，就是书桌。一桌两用，但我不嫌弃它，它也不嫌弃我，我趴在饭桌上写得不亦乐乎。

姓高的语文老师，把我写下的“一片雪花”举起来，在班上朗诵。他把作文本举得高高的，他的普通话字正腔圆，我从来不知道，我写下的那片雪花有如此的感染力。我写下“一朵含笑”，《学生文艺报》发表，编辑徐老师见到我说：“我以为半文是个老头子！写得很有泥土气息！我很喜欢！”我傻傻地笑，我把这傻傻笑也当成是一种说话。奶奶说：“你看，不用自卑！城里人就喜欢泥土气息！”

于是，我继续趴在饭桌上写。后来，是趴在键盘上写。我把我想说而没说出口的话写下来。写了很多废话，也写了一些有用的话。后来，我写的“一头猪”进入《散文》，“一片麦子”发在《散文海外版》，“一个村庄”进入《散文年选》。后来，奶奶走了。但奶奶讲过的故事仍留在人间。

虽然我仍不喜欢说话，但我也渐渐地试着开口说话，说话的时候，仍带着浓重的泥土气息。但我不自卑，我只是不喜欢说话。我甚至给学生讲课，讲我是怎么写作的，一边讲，一边把泥土的气息带给他们。我讲得理直气壮，因为她会在天上看着我，因为她说：“总要看到事情好的一面。”

奶奶说：“从同一个窗口看出去，有人看见地上的烂泥，有人看见天上的星星。同一个月亮，有人看见圆满，有人看见离愁。同样一个秋天，有人看见丰收，有人看见落叶。太阳不可能照到一堵墙的两面，一面黑暗，另一面肯定是光明。关键在于你怎么看。如果总盯着黑暗那一面，你就会看不到光明。泥土气息也不是坏事，住在城里的人，说不定还在偷偷地怀念泥土气息！”

我不是城里人，我也怀念泥土气息，怀念奶奶，怀念奶奶讲的那些小故事。那些小故事里，总是充满了向上的力量。即便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在工作很忙很累的时候，想起奶奶讲的故事，想起奶奶“总要看到事情好的一面”，又会充满力量。即便眼前好像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想想那些失业的人、找工作到处碰壁的人、吃了上顿愁下顿的人，我，就是那个站在美好一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