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羊市街居委会的“名誉社工”陈福林（右）与陈道彰（左）

陈福林，曾任杭州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首任主任；陈道彰，曾任杭州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副主任。

“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工作往事

1949年10月23日晚上，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的250多名居民，代表辖区2250户居民在西牌楼小学会堂投票，选举产生了17名居民委员会委员，成立了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的产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保甲制度，是民主选举的见证，也是新中国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起点。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了。

1949年10月23日，我有幸当选成为上羊市街的首任居民委员会主任。对于这个日子，我是一生都难于忘怀的。

我的老家在绍兴三江新塘登村，父亲早年靠打鱼为生，后来，跑到钱塘江边落脚，当过搬运工，拾过荒，拉过人力车。全家八口人，有6个子女，我是老大。

1925年，我生于杭州。儿时，父母亲好不容易将我送到同轨小学（一所黄包车夫工会办的学校）读了三年书，到了第三年的上学期，学校搬到江城路白衙巷小学，我在白衙巷小学初小毕业。

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了，读不成书了，我跟着父母开始逃难，雪上加霜的是父亲不慎左眼失明，弟妹还小，生活所迫，我就自然地成了家中的“顶梁柱”，靠拉人力车养活全家。1949年5月，杭州解放了，人力车没人坐了，三天两头地歇下来，可是，家中老老小小有八口人，得吃饭呀！

▲陈福林（左）与龚玉和合影

此时，恰巧武林巷口的张法记轧花厂招收工人，我听说了，便去报了名。

这家厂原是日本人开的，抗战胜利后，日本人跑了，被原来的房东接收了下来，房东就成了老板，厂里有18台老式轧花机。工人将棉花放进机器，然后，用脚踩，棉絮就会朝前吐出来，棉籽往下掉。

新中国成立后，这家厂由军管会接收。由于我是拉黄包车出身，年纪轻，力气大，肯吃苦，进厂后，当了一名打包工。

当年负责这家厂的人是一位姓赵的主任，新中国成立前是浙江大学的学生，一个地下党员。赵主任见别的工人识字不多，只有我读过几年书，于是，就叫我当棉种翻晒组的组长。当年厂里用的是德士棉，这种棉花，秆高、花大、绒厚、纤维长，可以织出上等棉布。我负责把这些棉种翻晒好，打包，然后发运到山东、内蒙古等地去，扩大那里的棉花种植面积。

记得那年10月的一天，我正忙着干活，赵主任走过来，对我说：“福林，你过来一下。”我问道：“啥事？”

他说：“有人叫你出去干革命，去吗？回去与你父母商量一下？”

我说：“我是个拉车的，只读过三年书，行吗？”

他又说：“我从学校出来，到这里来是干革命，叫你到别的地方也是干革命。”

我想，我在厂里干活，一个月薪水是6担米，有900斤粮食！谁给的？共产党给咱的，现在共产党看得起咱拉车的，我也要对得起共产党。

第二天上班，我就到了赵主任办公室，赵主任对我说：“现在谁去不去还不一定，只要上面不来催，你还是当你的组长，上面来催了，你就得走。”

一连过了几天，没什么动静，我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未料，到了10月23日那天，我正在把棉籽装进包里，听见有人叫道：“陈福林，赵主任叫你去一下。”

我到了赵主任办公室，他笑着说：“你坐下，上面已经来催了，今晚要开选举大会，你去参加。”接着，他又说：“这个月还有七天，我将这一个月的工资都算给你。如果今天晚上你选上了，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了。他们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具体做啥事，我也不知道，你服从分配好了。如选不上，你再回来上班。”

按照赵主任的指点，我在晚上7点钟前，犹豫不定地走到了西牌楼小学。选举地点就在这所学校的礼堂里，抬头望去，会场不大，在不很亮的灯光下，台上有一个讲台，台下摆着一排排的小凳子、小竹椅。不久，开会的人陆陆续续地走了进来，大约有二百来人。

那天发的选票是一个油印的纸质条子，约8厘米宽、18厘米长，纸上共印了21个候选人的姓名，在姓名后面留有空格。纸条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我，陈福林，第二个是陈道彰，下面的姓名我就记不得了。

会议开始后，主持人开始大声介绍各位候选人。只见他手中拿着一张选票，首先介绍我的履历、年龄等，接下来，他又一个接着一个地介绍陈道彰及其他候选人的情况。当时，大多数人是第一次参加选举，头一回画选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人们感觉到又兴奋、又新鲜。票数出来了：我得票最多，陈道彰位居第二，其他人按点票的得票多少当选。

钟久安摄 杭州上城区羊市街居委会（图自章胜贤）

时任上城区区长田奎荣与当选的9个人一一握手，并且鼓励大家好好地为革命工作。在当选的9个人中，当时是这样分工的：主任、副主任负责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其他的7名委员，有木匠、女工、女教师、银行经理、茶馆老板等职业的人，分别负责生产、公安、民政、文教、卫生等事务。不过，他们都是兼职的，不拿薪水。

▲如今的上羊市街居委会

选举结果公布之后，其他的群众都退场了。留下的人是：上城区区长田奎荣、上城区公安分局的秦秘书、区长警卫苏云生等4人，新当选的上羊市街居委会正副主任是我和陈道彰，另外7名居民委员，还有坐在讲台下右侧角的27人。这27人就是27个保的保长。

秦秘书说：“你们都是保长，今天来开会，有什么东西带来？”

保长们面面相觑，没人吱声。

秦秘书又说：“你们平时在哪里办公？有没有办公室、办公桌、文件材料？”

保长们都埋着头，一声不吭。秦秘书火了，他把斜挂在身上的驳壳枪连枪套，绕脖子摘下来，“啪”地放在桌子上：“你们今晚是否还要回家！”

有几个胆小的保长开始瑟瑟发抖。他们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公章，颤抖地放到桌子上。其他的保长一看，都把随身带的公章掏出来。

公章全是木刻的，圆的、方的、扁长的都有。圆的有杯口那么大，上面有柄。方的更大些，上面有柄。扁长的，十来厘米长，没柄。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公章。

秦秘书指着这堆杂七杂八的公章转脸对我说：“陈福林，你来保管一下。”

我愣了一下，说道：“我带去有啥用？这箍儿不要套！”

秦秘书又说：“这个很简单，你不好拿去烧的呀！”

那天我穿着一件黑色的粗布对襟长袖上衣，就脱了下来，把它铺在桌上，一把将这27个公章统统扫进。当晚10时多，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选举大会结束。这27个公章，后来我果真当柴烧了。

我作为上羊市街居委会主任，顺理成章地成为消费合作社的主任，陈道彰继续当副主任。居委会日常经费的来源则来自消费合作社卖米的一些提留，每卖150斤米，得到4.5斤手续费。我的薪水是每月60个折实单位，从消费合作社的提留中提取。陈道彰开始是不拿薪水的，后来才领取40个折实单位的一半。

当年的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管理着区内2000多户人家。

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们这些人，由此成为新中国诞生以后“第一个居民委员会”的成员，成为全市人民的骄傲。

我当选为居委会主任以后，主要从事“肃反”工作，也就是清查由于战乱而流窜来的国民党残余人员。反特，成为居委会的重要工作内容，居民区的住户谁家来了客人，如果要过夜，必须要报告居民小组长，再由后者报告居委会治保主任。记得当年一个外地的国民党区长跑来，躲藏在一个亲戚家里，我将他抓到派出所去了；还有一个在国民党中统局当过打字员的人，在羊市街上摆了一个香烟摊，也被我们抓了起来。我对羊市街一带情况熟悉，只要有陌生人进来，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一共抓了18个国民党流窜来的人员。解放军过境时，我忙着到企业去借锣鼓，组织居民迎送，为军队准备烧饭的水缸和水桶。

后来，我又担任了我们居委会的皖南皖北水灾募捐委员会主任、抗美援朝宣传委员会主任、拥军优属委员会主任等一个又一个职务。1950年，安徽省发洪水，我带着居委会干部挨门挨户去募捐；抗美援朝时，我们动员居民参军，并且逐家逐户地对烈军属进行慰问，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发行公债，购买公债成为爱国的标志，羊市街成立了“公债推销大队”，我当大队长，陈道彰当副大队长。我们两个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推销公债。其实，我只有几个拉车的朋友，哪有什么钱，能拉到多少公债？不过，陈道彰办法多，他认识许多有钱人，很多人都认购了公债。当年的羊市街成为全市推销公债最多的单位，我们受到了上级部门的表扬。

我还做了不少羊市街的卫生工作，当年街上没有厕所，可是倒塌的房子不少，于是，我带人捡砖头，建立了一些公共厕所。

那时我们做工作是不发钞票的，而是折值大米多少，一般工作人员每月薪水拿40个折值单位，每个折值单位是零点四一三元，就是说，每个月不到20元。陈道彰则说，我是为人民服务，怎么好拿钱呢？最后领导说了，钱还是要给的，他就拿了大概既定薪水的一半。

1952年6月，上级要我担任消费合作社的副经理，我想，我勤勤恳恳工作，又没有犯什么错误，为什么给我降级呢？一气之下，我辞去了居委会主任的职务，那时我已经做了32个月的居委会主任。

两个月后，陈道彰也因在“肃反”运动中被定性为资本家而自动离职了。

钟久安摄 1958年“三面红旗”时期的上城区小营巷（图自章胜贤）

1958年9月之前，我在杭州一家剪刀厂工作，后来转到铁路第三运输公司直到退休。2007年，我与陈道彰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上羊市街居委会的“名誉社工”。

我的曾祖父开过一家铺子，叫正兴酱园，不过，经过“太平天国”战乱，那家店铺一蹶不振；等到酱园传到了我祖父手上，做大了，于是更名为“正兴复记酱园”，这是一家有总店还有6家分店的铺子。

那时，父亲陈星五成为杭州商会委员及酱酒同业公会的会长。旧时，杭州城里大部分的房子都是木结构的，居民多用柴火烧饭，极易引发火灾。1935年，成立了一个消防总会，可是没有救火的车辆。父亲闻讯后，当即买了两辆救火汽车捐给消防总会。那时西式救火车还是一件极为稀罕的东西，由此，父亲在杭州城里颇有一些好名声。

▲陈道彰（左一）大学毕业照

杭州解放那年，我刚30岁，有些文化，算是个知识分子了。

记得1949年6月的一天，一个穿着一身细麻布黄色军装，40多岁、瘦高个子的人来到我家。听人说，他就是新上任的上城区区长田奎荣。

田区长叫我到区公所开会，于是，我就到了区公所。

当年的区公所是借了一家民房办公的，里面只有木门、木凳、木桌子，条件较为简陋。开会的人除了我、田区长以外，还有秦秘书等人。会议开始时，田区长先征询了一些地方人士的意见，接着布置了工作，然后，吩咐大家分头去落实。

有一天，田区长又召集大家来开会，他说，现在粮食供应紧张，区里要组织一个消费合作社，公平买卖粮食，平抑有人恶意哄抬的米价。接着，他又指着我说道：“这个工作由你去组织吧。”

当时我没有思想准备，怔了一下，说道：“我从学校里出来，没做过生意。”

田区长说：“粮食问题至关重要，大家要帮助政府平抑市场粮价，也是为市民解决燃眉之急，我们又不要你赚多少钱。”

接着，田区长分析了市场情况，谈了眼前面临的困难，并说了一些初步的解决方法，最后，加重口气，说道：“事不宜迟，要快！”

那时，我们参加工作是不发钞票的，而是折实大米多少。一般来说，普通工作人员月薪拿40个折值单位，每个折值单位是零点四一三元，相当于每月薪水不到20元。我说，我出来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好拿钱呢？最后领导说了，工资还是要给的，我就拿了大概他们一半的钱。

新成立的上城区第二合作消费社没有房子，我找到了西牌楼小学附近的一个尼姑庵，借用尼姑庵的宅子主要做代销工作，我们从中国粮食公司提粮，然后，合作消费社再以每升低于市场价1分钱的价格出售。不少老百姓闻讯消费合作社出售的大米便宜，纷纷赶来，争相购买，合作社用的是长秤、撮箕，大家喊秤的喊秤，倒米的倒米，个个忙得不亦乐乎。由于政府提供了合理的粮食价格，才稳定了市场，也稳定了人心，消费合作社也因此办得热火朝天。

10月23日晚上，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以后，陈福林得票最多，当选为居委会主任，顺理成章地成为消费合作社主任，我得票第二，被选为居委会的副主任，继续做消费合作社副主任，主要做一些具体工作。我心想，现在解放了，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陈福林的成分比我好，应该当正职，我应当尽力配合他做好工作。陈福林来自社会基层，拉过人力车，当过工人，他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冲劲应该比我强，也更坚决。

刚成立的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就在西牌楼小学对面的一个尼姑庵里，后来才移到了望江街上，具体地址在现在的惠娟面馆这个地段上。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当年政府组织力量调运粮食到杭州，通过商店、供销社、消费合作社直接配售给居民。由此，到合作消费社来买米的群众越来越多，粮食供应量逐日上升，小小的尼姑庵已经不够用了。于是，消费合作社在望江街的鸿吉祥酱园对面租了一个大墙门，房子有三进深，前面营业，后面是粮库及日用品仓库，有时我们一天要卖掉7.5吨的大米。因此，消费合作社办得越来越兴旺，又开办了两个粮食加工厂，增加了6个供应点，员工多达20余人，社员发展到了6000多家，规模在上城区排名第一。那时我的工作够忙的了，踩着自己的脚踏车，每天东奔西跑，虽说人辛苦点，但是那段时间，心里特别开心，做事也踏实。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财政困难，为了安定国计民生，政务院于1949年12月30日发布了《关于发行一九五〇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指示》，规定公债的募集和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折算标准，故名“折实”，计算单位为“分”（每分之值以沪、津、汉等六大城市的大米6市斤、面粉1.5市斤、白细布4尺、煤炭16公斤批发价的总和，用加权平均法计算的所得值为准）。

近一个世纪前陈道彰一家的全家福

认购公债是一项爱国运动，杭州成立了公债推销委员会，区里、居委会都有认购公债的分配任务。在一次会上，田区长对大家说：“如果家庭困难的陈福林认购1分公债，那么，陈道彰就要认购1万分。”听到这个话，我愣住了，别人以为我是腰缠万贯的“财主”，可我哪来这么多钱？

当天晚上，我母亲找到了陈福林，说道：“我们家里实在已经没有那么多钱，能不能向组织上反映一下，少认购一点？”

陈福林对我的为人处世比较了解，于是仗义执言，对田区长说：“道彰先生真心服从工人阶级领导，真心服从党的政策，做事也勤快。”并将我家庭经济状态的窘境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了。

田区长这才松了口，说道：“那么，他就认购6000分公债吧。”

听到这个消息，全家都犯愁了，6000分，这6000分从哪里来呢？

是的，我父亲还留下来一家酱园店，只好卖了，家里还有一些祖上传下来的红木桌子、红木椅子，还算值钱，于是，全卖了，房子也典给土产公司做仓库，这样的拼拼凑凑，我把家里所有的钱全都拿了出来，认购了6000分公债。

还不够，我在陈福林的陪同下，又到那些有钱的亲戚朋友家里去劝他们也认购公债。终于，区里因提前和超额完成了公债推销任务而获得了上级的表扬。

未料，“三反”“五反”运动时，有人叫我到市供销合作社开会，他们说，陈道彰有钱认购6000分公债，难道不能说明他是一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资本家吗？必须清理出去。

陈道彰：共和国第一个居委会的见证人

未久，我离开了消费合作社，回到了昔日求学的上海。

（本文节选自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新中国建立后的浙江发展亲历 岁月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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