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纪录片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嗜烟的人，不会因为穷而戒烟”

周浩总是有感兴趣的题材要拍，停不下来。

他极少回办公室，办公桌上厚厚一层灰。获奖后，大家最爱问他的是“想卖片子吗？想上院线赚钱吗？”“对我来说，诱惑不大。”周浩直截了当地回答，他清醒地认识到，再吆喝也没有太多人会去影院看纪录片。那么，成本怎么收回呢？对这个实际问题，他的答案是：“怎么收回啊？没有收回啊！《大同》这个片子我至今还没有导演费呢。还有好多好多细节，这个钱，那个钱，包括送金马的样片都是我自己掏钱，这些乱七八糟贴的钱可多了。所以能不做纪录片就别做纪录片！”

问题接踵而至。“怎么活下去？”“没钱怎么做片子啊？”“拍摄资金怎么办啊？”“要接点其他活吧？”他对付记者的回答很高明：“就像喜欢吸烟的人一样，不会因为人穷而去戒烟。（想拍）总归是能找到办法的。”

有人说，周浩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有他的朋友来爆料：“他也很俗，会在意牌桌上的输赢，爱八卦，嘴很碎，有时却又什么都不在意”。他在朋友中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是，十多年前，他和同事在藏区出差，在一个集市上买花生米，他一点一点地讲价，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不是抠门，是享受讲价的过程。”

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是，就在“花生米讲价事件”不久，他在一个藏区寺庙附近看中了一幅唐卡，5000块钱，眼皮都不眨一下就买下来了。唐卡太大，一路带着不方便，也搬不动，周浩就把钱付了，拜托卖家帮他寄回广州。采访结束回到家，唐卡也寄到了，他却发现家里太小，没有一面墙挂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