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的快乐，很简单。“我拍过很多题材，我的上一个题材是关于一个中国市长，下一个题目竟然可以回到拍留守儿童，我并不觉得两个题材有特别大的落差。当你真正进入别人的生活，你会感觉生命就是这样有意思。”

10年来，他近乎痴迷地不断进入着“别人的生活”。成名作《厚街》，拍的是东莞出租屋内打工者的众生相，日常起居、讨债砍人，甚至还有深沉的爱情故事。《高三》拿了香港金像奖，拍的是福建武平一中的备考，琐碎、紧张、荒谬而真实，每个参加过高考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书记》里，他把镜头伸入官场，观察政府体系是如何运作的。《120的故事》和《差馆》，则在急诊室和派出所这两个充满了人们不同寻常状态的公共空间穿梭，人们失态、爆发、耍赖、隐忍，全在其中。

他曾经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下一部片能上豆瓣。”如今，他有6部电影被豆瓣网“认证上榜”，以严苛著称的豆瓣网友，竟然给他的每一部作品评分全都在8分（总分10分）以上。最新作品《大同》，以原大同市长耿彦波为拍摄对象，展现其在大同主政期间的改革，更是拿到了9分的超高分。

10年共拍了12部纪录片

“我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记者”

转行做导演10余年，他仍然没有转换好身份，觉得自己“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记者”。

在贵州出生长大的他，1992年进入《贵州日报》做记者，再到新华社。

后来到了《南方周末》，又离开，做起纪录片。找选题、说服采访对象接受拍摄，这对做了十多年摄影记者的周浩来说并不难。他的脑海里总有选题存着，又喜欢去一线搜集素材做调研。

《南方周末》前同事方三文，以前常和周浩一起出差，发现周浩总有能力和人拉近关系。一次在藏区，藏民们拿起酒瓶喝了一口，然后递给他们喝，方三文“喝不下去”，一回头周浩早就喝上了，和藏民聊得热乎。

周浩说服对方接受拍摄的方式很直接：表明来意，坦诚相待。“很多时候看你愿不愿意去试一试。”有一年他回老家，跟县委书记一起吃饭聊天。“政府如何运作”是周浩脑里存了好一阵的选题，于是他问了一句“能不能拍你们怎么工作的”，结果对方就说了“好”。于是，就有了后来那部《书记》。

也不是次次顺利。拍《棉花》花了八年，为了走进棉花背后的各个环节，从种植、采摘，到棉纺、制成牛仔裤，他需要去各处沟通。想象起来相对容易的棉纺厂、牛仔裤厂，却反复沟通耗去了许多时间，“一听要拍几个月就拒绝了”。“总是有人愿意表达的吧，人群中总有百分之十这样的人”，靠着这10%，他拍出了棉花背后横跨五大洲的产业链。

曾经有人评价说，“十个人有想法，两个人去拍了，只有一个人把它剪了出来。周浩就是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