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我怎么写作？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给了我很大帮助。我第一次提出“神实主义”，“实”是现实，“神”则是灵神和精神。

    在写作的过程中，你会发觉现实是很荒诞的。

    我的家乡早年间要修一条高速公路，有个主管修公路的人找到我说，阎连科，你给我在某某报纸上登篇稿子，高速公路从你家门前过的时候，就给你们村留个口子，你回家的时候开车直接就到家了；如果你不给上这个稿子，我就把这个口留得远远的，你要掉头才能回家。

    我认为这简直是笑话——我的家乡是个特别大的村子，按常理，高速路口应该在我家乡留路口。但后来高速路口真的是留在离村子大概5里远的一个地方。后来这人见了我还说，谁叫你上个稿子都不上。

    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这个社会很多地方都是和荒诞连接在一起的，把荒诞掩盖后，是非常平静、非常合逻辑的，但是拨开表面的平静和逻辑，发现每一个连接处都不是1+1=2的问题。

    我听到很多“现实”、“真实”、“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等等的高谈阔论，但事实上，并没有谁因此把真实的生活摆在读者的面前。

    在寻找写作方向的艰难的过程中，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给了我很大帮助。在这部魔幻现实主义鼻祖的小说中，马尔克斯写到：磁铁所到之处家具上的铁钉会纷纷脱落。这给了我思路，小说的“真实”可以比马克尔斯更进一步，找到文学中的“内因果”，过去头脑中常会突然出现的荒诞的念头和现实中荒诞的现实，都可以成为小说中真实可信的内容。

    我写了一篇文论《发现小说》，第一次提出“神实主义”，“实”是现实，“神”则是灵神和精神。

    “神实主义”传统其实早就存在。1980年代，女作家谌容写过小说《减去十岁》——讲机关有人传说，中央文件规定，凡是经过“文革“的，档案年龄可以每人减去十岁，以补回被“文革”浪费的十年的生命。

    这是一种不可能、不存在的情况，但却显得那么真实。这就是神实主义。

    “神实主义”给了我一个办法，让我用自己的方式直面残酷。

    WHO

    成为什么样的作家？

    写作者对文学要有纯粹的爱，要排除一切杂念干扰。太多的人，在文学这条路上，有很多附加的想法，要名要利，条件过多。

    有人说我是中国争议作品最多的作家，那是因为我太实在，说了太多的大实话。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里，能做到展现自我、表达本我是最低标准，当然，也是最高标准。人要活得真实，事要做得实在。

    我的文学观和世界观就是这样，我最大限度地表达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自己的世界观，别的不太愿意去想。我不要向别人妥协，也不要向自己妥协，我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写出个人最好的作品来。

    当然，我认为的好小说不一定是别人认为的好小说。

    就像卡夫卡的小说、妥思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时谁能说是好的？我们今天都在谈论《百年孤独》，但更应该关注的是《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正是马尔克斯这种强大到了不起的写诗的能力，让他的作品魅力十足。

    也许我的文学想法是有问题的，但我希望是最个人的，也是最独特的。很多作家在写作之前想着读者的认同，但我不想。有的人把你捧在天下，有的人把你踩在脚下。别人对我的作品认不认同，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所追求的小说有多大的独特性？我的独特性在哪里？我的好小说就在哪里？有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是引诱我下一步写作的一个鱼饵。

    无论将来如何，我决不考虑十年之后、百年之后这个世界对我的评价，那和我无关。我只想今天写出了什么，其他的不去管，也管不了。

    写作者对文学要有纯粹的爱，要排除一切杂念，排除一切干扰。太多的人，在文学这条路上，有很多附加的想法，要名要利，条件过多。

    有些人值得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作家学习。如王安忆，她对文学的态度非常纯粹，她虽然也担任主席、副主席之类的职务，但那不是她要求的，她一直关注于写作，出版作品的时候，她会要求出版社把自己简历中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内容去掉。很多女作家的纯粹性超过男作家，比如残雪、林白、迟子建、方芳，都超过我们这些人，我们有很多欲望，有很多附加条件。

    就今天而言，非常多的作家，写作是停滞的，那是因为他们的阅读是停滞的，他们因为外界的诱惑已经不学习了。

    这个圈子是个大染缸，这个圈子也非常矛盾，有人品行不好，反而成了大家。很多烂脏的作家，写出了很出色的作品。对于作品而言，才华大于人品，人品不决定才华。当然，一定阶段，人格的高低能够决定文学的伟大。一个人如果把才华和人格加在一起，就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HOW

    我怎么读书？

    读书是很自我的事，爱读书最重要，读什么无关紧要。有自我要求的读书人要尽量咬牙去读喜欢的经典作品。

    无论你写不写作，读书都是一辈子应该去做的一件事。

    我在读书的各个阶段感受都很不同。

    小时候，我姐姐一直在床上躺着生病，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得来的书，只要是书我就读，几乎读遍了所有的“红色经典”，那些文本带我进入了文学的世界。我读了很多无用之书，狼吞虎咽，不求甚解。那个时候，《西游记》是最有意义的一本书，既不写实，又无关革命，还充满了想象力。

    20岁当兵之后，那时候正好是1978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部队连营团师都有图书室，可以去读自己想读的书了。第一次读到《飘》，整个人都被震撼了，和之前读的书相比，《飘》的故事更丰满，人物更真实，战争更残酷，叙述更客观。心里揣着颠覆和怀疑，三天读完，知道文学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之后我被调到师图书室，有了更多的时间，更好的条件，开始了有选择地系统读书。那时比较喜欢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陀斯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

    还喜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黑色幽默小说，“垮掉的一代”的小说，像《在路上》《南回归线》《北回归线》《二十二条军规》《洛丽塔》等等，那个时期的美国作品里面都隐藏着一个“野孩子”的形象，和某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很像。那时也试着去读《变形记》《城堡》《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之类的书，但读不进去。

    1991年，颈椎有病，躺在床上。生命中有些忧郁的感受，把书架上以前看不下去的书拿来翻，一瞬间，某些东西忽然打通了。马尔克斯、卡夫卡之类作家的作品忽然间都能接受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和这些书中所描写的人物命运发生了某种联系。

    我也终于从读无用之书到有选择地读书，最终进入到对病态阅读的接受。

    具体说谁对我影响最大，这个很难说，一定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比如，20岁后，觉得19世纪文学好，再后来觉得20世纪文学好。

    个人经验，读书是很自我的事，爱读书最重要，读什么无关紧要。但对一个成熟的、有自我要求的读书人来说，要尽量咬牙去读喜欢的经典作品，放弃读那些没有坚持的、随波逐流的人的作品。对于一些大家的书，一旦一本作品读进去，其他作品也就读进去了。

    很多年之后，再去读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经典，回读经典，重读经典，心境不一样，所处的社会环境不一样，重读的感觉也会完全不一样。

    就像我，今天重读，就非常清晰地知道卡夫卡、马尔克斯他们作品的伟大之处在哪里。

    不能只喜欢一个作家，三五年要换一个喜欢的经典作家去读。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看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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