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打了一声招呼，快步上前，眼睛看定来人，略微伏低身体，顿见头发花白，伸手，握手，让座，落座……采访，自始至终，男子面色庄重谦和，声调隐忍低沉。只是偶尔，看上去有一些令人惊讶的局促。

    这就是当代中国那个争议作品最多的作家吗？

    这就是那个据说在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吗？

    这就是那个擅长用最夸张最难以想象又最合情合理的手法虚构各种超现实荒诞故事的“荒诞现实主义大师”吗？

    显然，他有洞彻人心的能力，笑笑，说，“随便聊，我很随和，就是太实在。”说完，又笑，略带腼腆。

    他是农民家的孩子，为了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成为“城里人”，走上了写作这条路。走到今天，“一不小心”就成了中国文坛符号一样的人物。

    农村一直是他叙事的主体和故事来源，生他养他的土地给了他很多奇怪的念头，他想办法把那些念头写进小说里。

    在《受活》里，他写了一个贫困县为了脱贫想购买列宁遗体来致富的故事，县里为了筹集买遗体的钱，还组织了一个残疾人组成的“绝术团”到处巡演；在《风雅颂》中，他写了一个被学校送到精神病院给病人讲解《诗经》的大学教授，教授在那里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炸裂志》里，他写了一个靠“扒火车”盗窃致富的村庄，在短短三十年内，以一种匪夷所思的炸裂式的方式发展为一座大都市的故事……

    他的笔下，各种故事荒诞、荒唐、夸张，充满了黑色幽默。

    他说，生活实际上比小说更荒诞。比如，老家村里的五个老人，冬天坐在山坡上晒太阳，互相倾诉烦恼……说着说着，这五个老人就结伴跳河自杀了。

    他不认为这些荒诞和荒唐是哪个国家独有的，即使美国，也有某些疯狂的不合常理的事情存在。全世界每个民族都一样，都有一些疯狂的出格出界的行为。

    他把自己作品争议多的原因归结为“说了大实话”，他确信自己还会一直那样干下去，“我不要向别人妥协，也不要向自己妥协，我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来。”

    2008年，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教书，对生活也相对满意，写作变得更加纯粹，“不为名，不为利，也不为奖项”，但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年龄大了。

    年轻时一天写不完一个短篇不睡，一周写不完一个中篇不停，几个月写不完一个长篇不行。到现在，他知道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要按部就班。

    于是，每天早晨6点起床，只在8点到10点30分写2000字，写半个月一定会外出放松三五天。出门在外，他一个字都不写。“2000字已经精疲力竭，力不从心。

    接下来，他会写一部长篇。手头有好几个长篇构思，但不知道写哪一个更合适。“这个世界到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缺的是讲故事的方法。我不缺故事，缺讲故事的方法。讲故事的方式远比故事本身更重要。”

    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为“神实主义”小说——在创作中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被现实主义掩盖了的真实。

    “面对现实，不能马虎，不能模糊，要保持清醒，不能随波逐流，才能写出好的作品。”他说。

    他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

    他是阎连科。

    WHY

    为什么写作？

    这让我很震惊：写一本书，就可以离开农村，那我为什么就不能写一本书呢？于是我开始学习写小说。

    说实话，我最早写作就是为了离开农村。

    应该是1975年，我还在读高一，看到张抗抗一篇小说的后记里说，因为那部小说，她被出版社从东北农场调到哈尔滨去修改，小说出版后她便留在哈尔滨工作了。

    这让我很震惊：写一本书，就可以离开农村，那我为什么就不能写一本书呢？于是我开始学习写小说。两三年时间，写了三十多万字，后来我妈把那些手稿拿去当柴火烧了。但写作的经历对我有帮助，当兵后，我很快被推荐去参加写作学习班。

    1979年，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天麻的故事》在武汉军区《战斗报》上发表，4000多字。第一次看到自己写作变成铅字，那种激励是无与伦比的。

    那时，我拼命地写，写那些能发表、能让身边人喜欢读的人生奋斗的故事。写得越多，读得越多，越发现自己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东西属于典型的空想英雄主义。

    我决心创作一部军旅现实题材的小说。就是199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夏日落》，我不再把军人当成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把他们往下拉到土地上，当成普通人去描述。那时候，农民军人总数占部队总人数95%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农民军人参军的目的并非纯粹为了保家卫国，还有为了个人的生活。

    《夏日落》是个开始，我渐渐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样的作品，我的写作开始更多关注人的内心真实世界的挖掘。

    《夏日路》之后，我对某种文学题材有过一段时间的审慎和逃离，尝试着开始转型，写了《月光流年》《年月日》《坚硬如水》《受活》。这段时间，是外界认为的我的创造高潮期。《受活》之后，写了《为人民服务》，又出现一个低潮期，创作进入低谷。有五六年时间，相当谨慎，对思想意识进行自我审查。

    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再次回到自由创作的轨道上。《炸裂志》无论喜欢不喜欢，都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我的最好的作品是哪个？

    有个阶段，我认为是《日光如水》《受活》，后来觉得是《丁庄梦》，现在觉得《四书》《炸裂志》最好。毫无疑问，我最好的中篇是《桃园春醒》，在我的小说中，在中国的小说中，都是最独特的，但读者不认同。

    WHAT

    我怎么写作？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给了我很大帮助。我第一次提出“神实主义”，“实”是现实，“神”则是灵神和精神。

    在写作的过程中，你会发觉现实是很荒诞的。

    我的家乡早年间要修一条高速公路，有个主管修公路的人找到我说，阎连科，你给我在某某报纸上登篇稿子，高速公路从你家门前过的时候，就给你们村留个口子，你回家的时候开车直接就到家了；如果你不给上这个稿子，我就把这个口留得远远的，你要掉头才能回家。

    我认为这简直是笑话——我的家乡是个特别大的村子，按常理，高速路口应该在我家乡留路口。但后来高速路口真的是留在离村子大概5里远的一个地方。后来这人见了我还说，谁叫你上个稿子都不上。

    这些事情，让我意识到，这个社会很多地方都是和荒诞连接在一起的，把荒诞掩盖后，是非常平静、非常合逻辑的，但是拨开表面的平静和逻辑，发现每一个连接处都不是1+1=2的问题。

    我听到很多“现实”、“真实”、“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等等的高谈阔论，但事实上，并没有谁因此把真实的生活摆在读者的面前。

    在寻找写作方向的艰难的过程中，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给了我很大帮助。在这部魔幻现实主义鼻祖的小说中，马尔克斯写到：磁铁所到之处家具上的铁钉会纷纷脱落。这给了我思路，小说的“真实”可以比马克尔斯更进一步，找到文学中的“内因果”，过去头脑中常会突然出现的荒诞的念头和现实中荒诞的现实，都可以成为小说中真实可信的内容。

    我写了一篇文论《发现小说》，第一次提出“神实主义”，“实”是现实，“神”则是灵神和精神。

    “神实主义”传统其实早就存在。1980年代，女作家谌容写过小说《减去十岁》——讲机关有人传说，中央文件规定，凡是经过“文革“的，档案年龄可以每人减去十岁，以补回被“文革”浪费的十年的生命。

    这是一种不可能、不存在的情况，但却显得那么真实。这就是神实主义。

    “神实主义”给了我一个办法，让我用自己的方式直面残酷。

    WHO

    成为什么样的作家？

    写作者对文学要有纯粹的爱，要排除一切杂念干扰。太多的人，在文学这条路上，有很多附加的想法，要名要利，条件过多。

    有人说我是中国争议作品最多的作家，那是因为我太实在，说了太多的大实话。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里，能做到展现自我、表达本我是最低标准，当然，也是最高标准。人要活得真实，事要做得实在。

    我的文学观和世界观就是这样，我最大限度地表达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自己的世界观，别的不太愿意去想。我不要向别人妥协，也不要向自己妥协，我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写出个人最好的作品来。

    当然，我认为的好小说不一定是别人认为的好小说。

    就像卡夫卡的小说、妥思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时谁能说是好的？我们今天都在谈论《百年孤独》，但更应该关注的是《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正是马尔克斯这种强大到了不起的写诗的能力，让他的作品魅力十足。

    也许我的文学想法是有问题的，但我希望是最个人的，也是最独特的。很多作家在写作之前想着读者的认同，但我不想。有的人把你捧在天下，有的人把你踩在脚下。别人对我的作品认不认同，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所追求的小说有多大的独特性？我的独特性在哪里？我的好小说就在哪里？有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是引诱我下一步写作的一个鱼饵。

    无论将来如何，我决不考虑十年之后、百年之后这个世界对我的评价，那和我无关。我只想今天写出了什么，其他的不去管，也管不了。

    写作者对文学要有纯粹的爱，要排除一切杂念，排除一切干扰。太多的人，在文学这条路上，有很多附加的想法，要名要利，条件过多。

    有些人值得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作家学习。如王安忆，她对文学的态度非常纯粹，她虽然也担任主席、副主席之类的职务，但那不是她要求的，她一直关注于写作，出版作品的时候，她会要求出版社把自己简历中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内容去掉。很多女作家的纯粹性超过男作家，比如残雪、林白、迟子建、方芳，都超过我们这些人，我们有很多欲望，有很多附加条件。

    就今天而言，非常多的作家，写作是停滞的，那是因为他们的阅读是停滞的，他们因为外界的诱惑已经不学习了。

    这个圈子是个大染缸，这个圈子也非常矛盾，有人品行不好，反而成了大家。很多烂脏的作家，写出了很出色的作品。对于作品而言，才华大于人品，人品不决定才华。当然，一定阶段，人格的高低能够决定文学的伟大。一个人如果把才华和人格加在一起，就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HOW

    我怎么读书？

    读书是很自我的事，爱读书最重要，读什么无关紧要。有自我要求的读书人要尽量咬牙去读喜欢的经典作品。

    无论你写不写作，读书都是一辈子应该去做的一件事。

    我在读书的各个阶段感受都很不同。

    小时候，我姐姐一直在床上躺着生病，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得来的书，只要是书我就读，几乎读遍了所有的“红色经典”，那些文本带我进入了文学的世界。我读了很多无用之书，狼吞虎咽，不求甚解。那个时候，《西游记》是最有意义的一本书，既不写实，又无关革命，还充满了想象力。

    20岁当兵之后，那时候正好是1978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部队连营团师都有图书室，可以去读自己想读的书了。第一次读到《飘》，整个人都被震撼了，和之前读的书相比，《飘》的故事更丰满，人物更真实，战争更残酷，叙述更客观。心里揣着颠覆和怀疑，三天读完，知道文学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之后我被调到师图书室，有了更多的时间，更好的条件，开始了有选择地系统读书。那时比较喜欢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陀斯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

    还喜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黑色幽默小说，“垮掉的一代”的小说，像《在路上》《南回归线》《北回归线》《二十二条军规》《洛丽塔》等等，那个时期的美国作品里面都隐藏着一个“野孩子”的形象，和某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很像。那时也试着去读《变形记》《城堡》《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之类的书，但读不进去。

    1991年，颈椎有病，躺在床上。生命中有些忧郁的感受，把书架上以前看不下去的书拿来翻，一瞬间，某些东西忽然打通了。马尔克斯、卡夫卡之类作家的作品忽然间都能接受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和这些书中所描写的人物命运发生了某种联系。

    我也终于从读无用之书到有选择地读书，最终进入到对病态阅读的接受。

    具体说谁对我影响最大，这个很难说，一定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比如，20岁后，觉得19世纪文学好，再后来觉得20世纪文学好。

    个人经验，读书是很自我的事，爱读书最重要，读什么无关紧要。但对一个成熟的、有自我要求的读书人来说，要尽量咬牙去读喜欢的经典作品，放弃读那些没有坚持的、随波逐流的人的作品。对于一些大家的书，一旦一本作品读进去，其他作品也就读进去了。

    很多年之后，再去读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经典，回读经典，重读经典，心境不一样，所处的社会环境不一样，重读的感觉也会完全不一样。

    就像我，今天重读，就非常清晰地知道卡夫卡、马尔克斯他们作品的伟大之处在哪里。

    不能只喜欢一个作家，三五年要换一个喜欢的经典作家去读。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看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