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科学家

在各种传说中，这个场景往往被描述为：某天凌晨，阅读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时，屠呦呦被灵感击中——那本古方上说：“青蒿一握，以水两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然而，真实实验却是繁复而冗杂的。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疟疾研究室研究员苏新专，阅读过屠呦呦部分实验记录。他说：“她的实验设计还是非常严谨的。”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中，屠提到了当时的一系列实验，“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她还特别提示：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据说，屠呦呦课题组试验了190次，在第191次才提取到了抗疟效果为100%的青蒿素。

在那个特殊时期，不需要个人署名的论文，新的发现迅速变成了集体的财富。很快，云南和山东等数个研究小组借鉴了她的方法，对青蒿进行研究。

屠呦呦以身试药

自己的发现公布后不久，从黑色胶状的青蒿乙醚提取物中，屠的研究小组获得了他们起名为“青蒿素Ⅱ”的白色针状结晶。

这种结晶在临床前的动物毒性实验中表现出了对实验动物明显的心脏毒性。是否执行原方针，尽快拿到现场进行临床试用观察？屠呦呦和她的“单位”选择了富有当时特色的解决方式——先由3位科技人员进行“探路试服”，“由屠呦呦带头共3人，经领导审批，住进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

探路试服显示，青蒿素Ⅱ没有毒性，但后来在临床上的表现却不那么令人满意——“效果不好，又出现了较明显心脏毒副作用”，原计划的14个病人，只做了8例就中止了临床试验。最终，由云南药物研究所用汽油从当地的青蒿变种——大头黄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国桥主持的临床试验中展示了极好的抗疟疗效。

之后，1976年，上海无机化学所的周维善研究小组测定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也发现了青蒿素全新的抗疟机理：青蒿素中存在一种全新的结构过氧桥。后来，因青蒿素不溶于油和水，无法使用针剂，对已不能进食的重症疟疾患者，几乎束手无策。上海药物所合成了可以制成针剂的蒿甲醚，那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复方蒿甲醚等青蒿素类复方药物作为一线抗疟药物在全球范围内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