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街的船码头

1929年修建北山街

松木场麻风病院

梅藤更在里西湖边

一座城市的发展并不都是顺理成章的，新生事物的出现,必定伴随着种种曲折，正是这些波折，才构成了生动的历史。

在一张英国圣公会的“杭州医学传教”明信片上，梅藤更医生骑着一匹白马，头戴礼帽，身着正装。后面跟着一位骑深色马、戴着草帽的随从或助手。白马的马头朝向湖面，后侧的断桥及桥上那堵还未拆除的白墙隐约可见。两人双马站立之处，左侧湖岸在此拐了个眉毛湾；右侧为依宝石山而建的房屋及围墙，下面的英文说明为“梅藤更医生在看望麻风病人的路上”。

这张没标注时间的照片，应拍摄于1900年前后（原因后文会提到），主要显示了当时三方面的信息：北山街、梅藤更和麻风病人。

“浅草才能没马蹄”：

北山街多年前曾是孤寂小土路

马蹄下这条湖边的羊肠小道，就是难得一见的晚清时期的北山街。这条“浅草才能没马蹄”的孤寂小土路，就是现在宽阔的车水马龙北山街之前身。

西湖北岸，自古以来其实并不冷清。宝石山脚下，早在隋唐及吴越国时期，就有许多寺庙、宫观和祠堂、墓地散布于山水之间，山上高耸的保俶塔为其显著标志。

到了南宋，建于栖霞岭南麓的岳飞坟庙，地处北山街（当时称北新路）西端，还有大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私家园囿依山傍水开建，其中以贾似道的养乐园与后乐园（集芳园）最为华丽。

然而，横贯西湖北岸的北山街，却一直是一条湖边泥土小道。因当时来这里的主要交通方式是坐船，从靠近城中心的丰豫门（涌金门）、清波门外上船，横穿西湖可直达北山，既舒适又快捷。

据说贾似道住葛岭时，要去凤凰山皇宫上朝，坐的是湖上“缆船”，用固定在“大佛头”上的绞盘车，绞动缆绳，船去如驶，一会儿就到了西湖南岸。这当然太夸张，但陆行的话，要绕走城西北的钱塘门，再翻石塔儿头，才能望见那一湖碧水，确实费时费力。

所以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湖上船只供不应求，香客们只得绕行北山街外，上千年来，这一直是一条钱塘门外荒凉寂静、杂草丛生的湖畔小土路。

辛亥革命后，为了吸引更多游客进入西湖，振兴经济，环湖马路（包括北山街）的建造才开始提上日程。

1919年初，杭州市政府拟建以钱塘门旧址为起点，环绕西湖苏白二堤，以灵隐寺为终点的环湖马路。并令工务局年底完工，“如有妨碍修筑该路之房屋，则立予一律拆除，俾得如限筑成，以便交通而壮美观。”

最早拟定动工的是北山、南山、西山、岳坟、白堤、灵隐和天竺，共七条路。其中北山路：自圣因闸起，经昭庆寺前至断桥东堍，折沿里湖经大佛寺、郡王庙前，北折地藏殿后、孙圃前至西泠桥北堍，复沿湖经秋陶两墓、跨虹桥北堍，至岳王庙河埠，与西山路连接，计长九百二十丈，宽二丈五尺。这便是现在北山街的雏形。

环湖马路的修建颇一波三折

当时还有市民向省议会请愿，强烈建议缓筑环湖马路。理由是“凡山水之佳，越险越奇越难到越好。”对于西湖名胜，竹杖芒鞋寻幽，远胜于高车驷马阔行。自从开辟了湖滨公园及新市场，好比西子穿了西装，不伦不类，希望能保持西湖其他各处的山水原貌。反正策马骑驴、乘舟坐船，水陆均能通达，没有建大马路之必要。况且环湖马路先期工程预算高达六十五万元之巨，在国弱民穷之际，还不如投资教育或实业。

当局并没理会这种请愿，但筑路缺钱倒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直到1920年底，才先将湖上的桥梁台阶改成缓坡。为拆迁和筹款便利，当时的城建工务处由省会警察厅直接管辖，警察厅长夏超令西湖周边各寺庙，为环湖马路共捐款三万余元，限各寺住持半月内如数呈缴。在强硬手段下，1921年年初，白公（白堤、孤山）、岳坟、灵隐三路终于正式开工。在钱塘门、圣塘桥至昭庆寺这一段马路开建时，由警察厅贴出布告，左右民房一律拆让四椽（间），为路让地。

1922年，圣塘路、白公路、岳坟路、灵隐路建成。年底杭州便出现了最早的公共汽车，分别由宝华和永华两家车行经营。第一条公交线路就是从湖滨经白堤、岳坟至灵隐，可见此时游湖的主要道路是往白堤走的。北山街（西泠桥北堍以东）因寺庙林立、山庄别墅垣墉连亘，且宅院主人多为高官巨富，地价已高达每亩5000元，而城内庆春路附近才1500元一亩。因此筑路阻力大，工程断断续续，还未成为环湖交通的主路，但千年小土路已基本改成宽9.6米的乙级马路了。

环湖马路初步建成时，还遇到了一些波折。当时因新路、新车、新司机，在西湖边行驶汽车事故频发，尤其在香汛期间，湖滨至灵隐一带香客云集，发生过多起撞人流血事件。加上轿行与人力车夫因生意被抢，纷纷表示反对在西湖上行驶“洋汽车”。迫使当局曾一度下令环湖马路禁驶汽车。

在修建南山路时，将清波门外供奉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周元公祠冲分成两段，有省议员就提出质问，说修北山街时，苏小小和武松的墓都得以保存，而一代大儒的专祠却任其毁之，这不是“厚娼盗而薄理学”吗？

所以，一座城市的发展并不都是顺理成章的，新生事物的出现,必定伴随着种种曲折，正是这些波折，才构成了生动的历史。

1927年北伐军进城至1929年杭州首届西湖博览会前，环湖马路又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规划与修建。1928年10月，浙江省政府通过了《取缔西湖建筑规则》，规定沿湖建筑须距离湖磡20米，以便修筑公路，并免遮断湖景。凡建筑地点如有遮蔽名胜或风景者，一律禁止建筑或拆除。

在建筑风格上，沿湖及临湖山上建筑物之高度以不遮蔽名胜或风景为限，其表面应采取东方风景式（如宫殿亭榭等古式），或西方建筑如Buneatow Calntornia等式，务须注意建筑之美。

按此规定，重修北山街时迁坟拆屋最多，共花费十多万大洋，但也由此奠定了整条街的建筑风格及道路走向。至今，相比南山路与西山路（杨公堤），北山街与西湖之间的建筑物最少，与湖水最亲近。

北山街修建完成后，白堤再次禁驶汽车。这次并非因为车祸，而是白堤游客众多，当时铺设的是含沙量较多的三合土路，晴天汽车驶过尘土飞扬，雨天则泥水四溅，给游客带来诸多烦扰，所以汽车一律改走游人相对较少的北山街，而白堤成为安步当车的步行路。

一直要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环湖马路（包括北山街）才陆续铺设成柏油路面，此时，距梅藤更经过的那条“浅草才能没马蹄”的小土路，已过去了三十多年。

里西湖13号：从望族别业、麻风病院到中国卫生“第一所”

当年梅藤更医生骑马过北山街，按说明，是要去看麻风病人。那么是要到哪里去看麻风病人呢？

2020年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编著的《90年前的杭州——民国〈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初读》一书出版，其中提到梅藤更在现北山街35号这个地址，买下了三亩二分九厘土地，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建成三座房屋，并于当年将城内的广济麻风病院迁至这里。这则史料还是首次公布，可见1896年梅藤更不仅在保俶塔旁建了肺痨病院，还在山下西湖边建了这所麻风病院。

因此，从时间上推测，梅藤更立马湖边的这张照片，应拍摄于1896年后。仔细观察，还会发现照片左侧有一堵上盖茅草的土墙，此处为土墙的拐角（从阴影上判断）。对比另一张同时期的老照片，这堵土墙从北山街上拐保俶塔前山路，根据地理位置，土墙内正是正在开建的坚匏别墅（小刘庄），也就是说梅藤更此时正站在北山街与保俶塔前山路的交叉口（现北山街32号）。据史料，坚匏别墅开建于1900年，所以这张照片大致应拍于此时。

梅藤更为何要将麻风病院建在城外当时较为冷僻的北山街呢？1887年，因杭城麻风病患者众多，梅藤更在国际麻风救济会的支持下，在杭州城内大方伯的广济医院（浙二医院前身）产科局旧址，创办了广济麻风病院。

麻风病，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传染性疾病。由于麻风病院在广济医院内，广济医院又位于城中的闹市区，麻风患者不仅易接触其他病人，还有传染常人的风险。于是1896年，梅藤更将其移建于城外的北山街，此地更为宽敞、僻静，最初收有三十多位麻风病人。

北山街上这座麻风病院，原来院落据说是海盐望族徐家的西湖别业。海盐徐家是清代的世家大族，曾出过一位兵部尚书徐用仪。徐用仪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当年因强烈反对利用义和团排外被慈禧处斩，后光绪帝下诏平反。宣统年间，孤山南麓曾建有三忠祠，祭祀反义和团被杀的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

辛亥革命后，杭州城市格局大变，拆城墙、建市场、筑环湖马路，西湖周边的游客量大增，位于景区内的北山街麻风病院显然又不合适了，梅藤更决定再次搬迁。先是想将其迁至吴山，但遇到山上寺产的纠纷，无法实施，后在省军政大吏的支持下，1915年搬到较为荒僻的松木场许家山山坡上。

搬至松木场山麓的广济麻风病院，经过近十年的打造，到1924年依山建起了十多幢西式建筑，有男女病院、医疗室和教堂等，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医疗设施和技术最为先进的麻风病院。

北山街原麻风病院旧址改为广济医院的“里西湖妇女养病别墅”，也称妇女养病院，这是一所较为高档的疗养院，配备有当时最先进的X光机等设备。

1924至1927年间，“里西湖妇女养病别墅”住进了一位“大帅”，即直系军阀孙传芳。当年沪浙一带军阀混战，直系的孙传芳赶走了控制沪浙的皖系卢永祥，进驻杭州。

孙大帅看中了这座依山面湖的院落，当作其官邸，也不知他知不知道此处以前住过几十位麻风病人。孙大帅走后，里西湖13号仍为广济医院的妇女养病院。1929年首届西博会结束后，在妇女养病院内成立了“浙江省卫生试验所”，这个名字听上去很普通的单位却很了不得，这是中国最早创建的卫生检验机构，被称为中国卫生“第一所”。

在张学勤、王大土所著《杭州北山街的名居古迹》中，有《追踪中国卫生“第一所”》一文，较详细描述了当时浙江省卫生试验所为社会所做的贡献：该所不仅推进了司法检验的科学化，还研制出肺吸虫、脑膜炎等流行病的防治方法及疫苗等。

里西湖13号现为北山街35号，这座曾经作过望族别业、麻风病院、妇女养病院、大帅府、卫生试验所的院落，与北山街上大多数的西式建筑不同，有一个白墙黑瓦的典型中式墙门。据《杭州老房子》记载，此院落占地3.29亩，两层半的主楼建筑面积为345.84平方米，有14个房间；另有5间平房，建筑面积116平方米。最为难得的是庭院内的西南角，还有北山街唯一的一口四眼老井。

新中国成立后，北山街35号曾作过省委党校的校舍，其后很长时间为民居杂院。现在由浙江省省直房产经营管理中心管理，内部正在装修，其大门上悬挂着一块写着“海盐馆”三字的木匾，可能是向它最初的主人致敬吧。

梅藤更，作为人的两面性

梅藤更当年是从谁手里买下这个院落的，不得而知，但梅医生还是位炒房高手及公关大师应该没有异议。

梅藤更，这位清末民初在杭的英国传教士兼医生，在杭州历史上留下了较深的痕迹。对他的评价，向来褒贬不一，而且是两个极端：有人说他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伪慈善家，借洋人之势，巧取豪夺杭人房产，为自己捞取巨额财富；有人说他仁心慈爱，救死扶伤，为杭州的医疗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两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分别为两个历史事件：一是杭州清末民初的一桩大案，即宝石山房地产案；二是杭州第一家现代化医院广济医院的创建。这两件事的主角都是梅藤更。

梅藤更霸占宝石山地产，确实手段恶劣，有违公理。先是软硬皆施，低价向保俶寺僧人租取保俶塔旁的土地，建造肺病院洋楼，后来胃口越来越大，竟将名胜古迹在内的大片山地圈划进去，筑起围墙当作领地，游人不得入内。这引起了钱氏后代（保俶寺为钱氏宗庙）及杭州士绅的强烈不满，官司从清末一直打到民初，直到北伐军进城后才得以收回，为此官方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梅藤更之所以能如此强势，有个重要原因是他与当时浙省高官的关系密切。1900年，慈禧利用义和团的排外运动达到高峰，打击对象就是洋教和洋人。慈禧太后曾电令浙省4名高官，捕杀杭州的所有传教士，并摧毁教产。4名官员中只有1位愿意奉旨，其他3位均是梅藤更的朋友。尤其是掌握军队的满族将军，更是梅藤更的密友。所以，此时梅医生照样可以精神抖擞地策马北山街。

晚清时期外国人是不得在中国内地购置私人房地产的，梅藤更能够“暗箱操作”，在杭州城内外以低价，或租或购或侵占了多处房地产，然后将一部分房子高价租给外国人或中国富商，从中获利，这背后均有官府的默许和支持。

梅藤更炒房赚钱，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支撑他的医疗慈善事业吗？梅藤更开设医院救治病人，确实是带有慈善性质的。尤其是对于穷苦病人，基本实行免费治疗。就算重如麻风病患者，无力承担治疗费用的，也只需一次性交纳5元的挂号费，便终身免费，还包食宿，直至去世。

但慈善医疗本身就是“医学传教”的一种方式，其经费主要通过教会拨款和社会募捐解决，从保留的收支账目看，凭梅藤更的敬业精神及社交能力，在这方面已得到全面的支持，医疗经费相当充足。以松木场麻风病院为例，1942年日据期间，日方接管了此麻风病院，该院竟存有近8万英镑的巨额财产被日本人搜刮掠夺。

梅藤更1926年回英国后，好像也未变成富甲一方的大富豪。那么他赚的钱用在何处呢？当时来杭的外国传教士并非苦行僧，他们大多一家甚至几代人长期居住在杭州，均享受并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准，这在多位来杭传教士（包括梅藤更本人）的回忆录中都有体现。

教会的津贴恐怕不足以维持传教士们的高消费生活，梅医生的钱是否花主要在这里，只能推测，真相惟有他本人最清楚了。在异国他乡，生活安逸，精神才能愉悦，才有热情工作，梅藤更做到了。那张广济医院内梅医生与小病人，一老一少相互鞠躬的照片，显示了医患间精神层面的融洽与尊重。

在生活上，梅藤更又有极为蛮横的一面。1924年7月，杭州《新浙江报》报道了一则梅藤更驾驶汽车在丰乐桥一带横冲直撞的“负面新闻”，梅藤更要该报更正致歉，该报以事实确凿为由，婉言拒绝。

梅藤更告到省警察厅，行政科长阮性山亲自到报社交涉，报社再次拒绝更正。梅藤更又告到英领事馆，由领事馆致函该报，结果该报将函件刊登于报上。梅藤更觉得这是有意侮辱，当即向省政府抗议。最后《新浙江报》被警察厅封了报馆，还抓了记者。该报随后在杭城各大报纸上登了公告，请同行为其讨回公道。

对比梅藤更的“鞠躬照”与“立马照”，一张谦卑，一张霸气，也许这才是较真实的梅医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