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木场，杭州话发音“松毛场”，位于杭州城的西北偏北，按老杭州人的说法，属于“羌篱笆外”的郊区。而这个郊区，却是一个非常特别、非常“重口味”的神奇之地。

历史上，松木场南为宝石山和弥陀山，北有西溪河（沿山河）和松木场河，东是香市，西是坟地，是一个有山有水有人有鬼，完全阴阳相对的地方。

从前，松木场最出名的是其东面的香市。所谓“香市”，就是烧香的香客和做香客生意的商铺所组成的市场。松木场香市的兴起，是因为那里有条松木场河（古称下河）。

松木场河西接沿山河、余杭塘河，南连西湖，北通运河，是一水路枢纽。以前西部山区的木材水运至此进行交易，由此有了松木场之称。

每年上香时节，从古荡或运河来的上八府（宁波府，绍兴府，台州府，温州府，处州府，金华府，严州府，衢州府）、下三府（嘉兴、湖州、杭州）及苏州、无锡等地的香客，经过数日舟船劳顿，终于，在船上远远望见高高耸立着的保俶塔，就知道“杭州到了”，接着从松木场码头上岸。踏进“东南佛国”的第一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每年的早春二月，停靠在松木场码头的“香船”，多时达千余艘，少时亦有五六百艘。船上挂有黄色的旗子，上书“朝山进香”四字。因此，松木场码头，又有“香荡”之称。

香客们很多是蚕农，只需在看蚕时返回就行，有月余时间可以去杭城各处烧香和游玩。他们钱囊充足，消费能力较强，除烧香外，回去前必购买大量物品，如王老娘木梳、张小泉剪刀、庆余堂中药等等。所以那时自松木场到昭庆寺一带，饭店、旅馆、茶舍、特产铺、香烛店等各种店面均云集于此，香客们到此，名曰“赶香市”。

特别是二月十九上天竺观音大士诞辰日，香客们定制数支几十斤重，碗口粗的巨烛，装上支架，由两人抬着，从松木场一路敲锣打鼓送至上天竺寺院，点燃后马上又将其熄灭，并带回作照蚕之用，说是可以保佑蚕宝宝健康成长。

民国初期，松木场香市依然非常火爆，以至于在香客特别拥集的时节，政府不得不派出大批水陆警察来此维持治安。到了民国中后期，松木场河河道渐渐淤积变窄，大船难以通行，香市也随之萧条。不过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松木场河依然存在。

上世纪七十年代，松木场河沿岸，两排老旧的吊脚楼倚在河边，一座石拱桥横跨东西，偶尔有一两条装载着水菱、莲藕、鱼虾的小木船，吱吱呀呀地从桥下摇过，完全是小桥流水人家式的江南水乡味道。住在河西的孩子到河东的保俶塔小学上学，就得走过这座石板桥，孩子们每次都会望着晨光中咯吱咯吱远去的小船，及船尾荡起的涟漪，发上一会儿呆。

在松木场河被填埋之前，如果将保俶路比作一把刀，它将松木场切成东西两半，其东至松木场河里街的王家弄是整个松木场的闹市区，充满了生活的烟火味。

一大早，南边的烧饼油条店和豆腐店门口，大伯大妈们挎着竹篮子已排起了队，北边的菜场里也已人声鼎沸。稍后，菜场西侧的煤饼店也开始起动，浑身黑漆漆的伙计，爬得高高的，将堆成山的煤泥一铲一铲撬入煤饼机的漏斗中，煤饼机“哐当啷、哐当啷”把煤泥压制成一个个圆柱形、上有十二个孔的煤饼，从下面的传送带吐出。手里捏着煤饼票，坐在三轮车上在门口等候的，都是各家的“壮劳力”，他们将热烘烘潮牛牛的煤饼，一层层码好，小心翼翼地放上三轮车，然后叼着烟，慢慢地往回骑。“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头一桩，把它搞定了，心里就踏实了。

煤饼店旁边，还有一个用竹篱笆围起来的自来水供应点，里头有个用木盒子罩住并上锁的自来水龙头，这个装置是六七十年代，自来水还未完全进户前，在杭州的巷头巷脑中非常普及。当时王家弄周边破旧平房内的住户都要来此挑水，松木场西面的宿舍楼遇到停水，也要来此救急。

管水的“龙头老大”是一位孤老太太，人称“自来水大妈”，就住在对面厕所边的破房子里。来打水的人只要喊一声，老太太就拿着钥匙来开龙头。水一分钱一担（两桶），如果是长户头，还可以买“水筹”，即自制的2寸长、1厘米宽的毛竹片，上刻有管水员姓氏的“防伪标志”，一角钱十二片“水筹”，不零售，一片也是一担水。自来水厂的抄表员每月来抄一次水表，然后与管水员结算水费。一般“自来水大妈”都会略有节余，至少自己用的水是不用花钱的，当时这也是对这些孤寡老人的一种照顾。

王家弄的东头，也就是松木场河的西岸，是一家剃头店。店面很小但很亮堂，因为其前后门总是敞着的，前门对着王家弄，后门就是松木场河，十分通透，也便于剃头师傅随手将脸盆里的刮胡水泼入河中。

店中间摆着一张重型坦克般的理发椅，椅上的皮革已磨出了“包浆”，发出幽幽的光。剃头师傅是一位红脸膛的大汉，江北人，名叫“关羽”（音），嗓门很大，手艺很好，只是手里拿的是剃头刀而不是青龙偃月刀。那时松木场老少爷们的头，几乎都被这把刀刮过。

剃头店的西南斜对面，是一家糕团店，每当保小的学生上学路过这里时，一板板喷香的芝麻团子、定胜糕、条头糕、荷花糕刚好出笼，那热腾腾的味道，立马拧开了孩子们口里的水龙头，口流水滴滴答答。

河西与石板桥交接处，有一条与松木场河平行的小街，因为这是小学生们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所以并排开着糖果店、文具店和杂货店。其中最吸引孩子们的，是糖果店门口那一排排躺在玻璃罐内的消闲果儿，有话梅、橄榄、咸金枣、麻酥糖、花生糖、颗儿糖等等。

纸包的硬水果糖一分钱一颗，玻璃纸包的软糖贵点，要三分一颗。最实惠的是一分钱一包的咸金枣，孩子们管它叫“鼻头坞”，很小一粒粒的，咸咸甜甜，可以在嘴里润好长时间。还有一种孩子们喜爱的零食，叫“鲜桔精”，是一小袋桔红色的粉末，类似于现在的“果珍”，也只要几分钱一袋。它原本是用来泡成“桔子水”喝的，可孩子们都是“重口味”，直接将其倒入口中，又酸又甜，嘴上还沾了一圈“口红”，好似初恋的味道。

王家弄往西，过保俶路，就是松木场的西部，这里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古时候，这里水稻田遍布，是杭州的粮仓之一。吴越钱王建国之时，此地建有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社稷坛，之后历朝历代每到春耕之际，官民俱来此祭典，对于重农之国，祈祷风调雨顺，是一件大事。社稷坛作为松木场最早的古迹，直到清末民初才彻底消失。

太平天国败后，松木场西部开启了公共墓地模式。以前杭州老百姓对公墓这种安葬形式是比较抗拒的，死后一般都埋在私人和家族墓地，所以当时只有军人建公墓。松木场就是杭州第一个军人公墓的安置地，而且最早居然是外国人的公墓，即建于1860年的“法军阵亡将士公墓”。

这个“法军阵亡将士”是指当年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在苏杭一带攻打太平军时，法国侨民组织“常捷军”洋枪队，协助清军参战而阵亡的三百多名法国人。之后清政府在松木场为他们建了公墓，还立了牌坊。上世纪三十年代还有法国领事、法军将领及侨民来松木场公墓祭奠。

此后，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到解放初期，松木场先后至少建了四批军人公墓，分别为“援闽浙军阵亡将士公墓”、“国军（二十六军）第六师阵亡将士公墓”、“浙江保安团队抗战剿匪阵亡将士公墓”和“革命军人墓地”，这些公墓总共加起来估计有三千多个墓穴。

以老杭州地图判断，现在松木场地段，北起西溪路，南至曙光路，西起杭大路，东至保俶路的这块区域应该全是墓地。当年此地，坟头密布、墓碑林立，从老照片上看，有些墓园还建得相当“豪华”，有石栏、石桥、纪念碑塔、牌坊等。

至今伫立在松木场（西溪路73至75号之间）的“浩气长存”石牌坊，便是当年此地军人公墓的唯一历史遗存。该牌坊历经风雨沧桑，依然庄严肃穆。虽然有被周围宿舍楼包围之势，但仍鹤立鸡群，气势逼人。

此牌坊现为“八十八师‘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牌坊”， 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从杭州赴上海驰援十九路军抗击日军所牺牲的，一千四百多名八十八师官兵。八十八师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军的王牌“德械师”，该师在“一·二八”的“庙行战役”中击败日军，是中国军队自甲午战争以来首次战胜日军，打破了当时“日军不败”的神话。

抗战胜利后，除了墓地，松木场还是处决人犯的刑场，所以老杭州人有句狠毒的骂人话：“把你拉到松木场吃枪毙去！”

当时，杭州市政府枪毙汉奸、刑事犯等都在松木场执行，而且方法极其简单粗暴——直接在路边击毙，并抛尸当场，最后由家属自行收尸，没人收尸的，就由当地保长草草掩埋。这样经常导致暴尸终日，臭不可闻，晚上没人敢往松木场的西边去。这个状况直到有参议员在当时的杭州市参议会上提出整改议案，才将刑场另迁荒僻之地。

松木场西部这个阴森恐怖的世界，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三个“重磅”单位在此平地建房，才开始有了人气。

松木场之西有条始建于民国早期的杭徽公路（杭馀公路），此为它的东端，它是当时杭州连通余杭、安徽等西部地区的唯一一条汽车公路，后来由于其他道路的建成（如曙光路、天目山路），这条交通要道的作用也慢慢降低了，路名也先后改成了跑马场路和西溪路，以前只有一辆16路公交车（平海路至浙大）经过这里。

上世纪五十年代，自西溪路东端往西，依次开建了铁路新村、省委办公楼（后改为宿舍）和杭大新村。这三家实力强劲的单位及其人员的进驻，成了激活松木场西部的先驱者。大批铁路职工、政府工作人员、大学教师以及他们的家属，在此生活、工作和上学，使之焕发出勃勃生机。同时，松木场东面的“商圈”也重新喧闹了起来。

松木场东面沿河的“水上人家”，也并非原住民，大部分是解放前从江西、苏北等地逃难来此的，他们以做点小生意为生。而西面三家大单位的居民，几乎也都是外地人为主。所以，那时的松木场，是一个南腔北调的世界。

在那里，一大清早，三个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在保俶路口碰面了，会听到以下的对话：“张师母，你噶早菜就买回来的啊！”“吾地乖乖！周师母，吾天不亮就去辣块了，买到一块呱呱叫的大排骨！”“陈妈妈，你阿噶早啊！”“俺今个儿啥也没买，就去遛个弯儿。”

尽管有了些人气，但与城里相比，六七十年代的松木场还是有些荒凉。一到晚上，那里路灯很少，在楼下乘凉的人偶尔还会看到鬼火（野地里的磷火）。有一位铁路新村的住户，在草地上搭了个鸡窝，养了两只鸡。有天这两只要事体的鸡，在鸡窝里扒拉出了个骷髅头，可把主人吓坏了，赶紧报告派出所。民警过来仔细一看，这骷髅头起码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不知是当年被枪毙的，还是公墓里的。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在松木场真正火过一回的，是西溪路与保俶路口的“裁缝一条龙”。当武林路女装街还没影的时候，“松木场裁缝摊”在杭城可是相当有名的。

松木场裁缝一条龙服务的特色是“量身定制，立等可取，价格实惠，款式新颖”。当时西溪路与保俶路的北角，沿路排开一个个裁缝摊，上有简易的顶棚，下面摆满了裁剪台、缝纫机、拷边机等，裁缝师傅分工明确，流水线操作，有专门为顾客量体裁衣的，有专门踩缝纫机的，还有专门钉扣、开洞和拷边的，地上满是碎布和边角料。

这里每天人头攒动，顾客们拎着自购的布料等在一旁。如要做一条裤子，只要将布料交给裁剪师傅，然后量好尺寸，提好要求，师傅就给个号子，个把小时来取。取时，师傅将布帘一围，让你试穿，有不合适的，当场修改。一条裤子要价8到10元，相当实惠。而且每个裁缝摊上还有一本时装书，顾客可以挑选时下流行款式，什么西裤、喇叭裤、萝卜裤统统现裁现做。尤其是女孩子的裙子，长的短的各种式样均能满足，不过技术含量较高的西装、中山装等是不大做的。

这些裁缝师傅大多来自三墩、余杭等远郊，其中负责裁剪的多为技术好的男师傅，其他缝制、拷边等下手活由女性承担。有几位口碑、手艺俱佳的师傅旁常常会排起长队，当时很多“城里人”也拿着布料慕名而来。“松木场裁缝摊”连续红火了十年左右，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杭州兴起了时装街，才慢慢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