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高中甫 潘子立/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经典老片《海上钢琴师》修复版上映，许多影迷都迫不及待去影院打卡。男主角“1900”不愿弃船而去的决绝，总让人联想到犹太裔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1942年，二战期间，流亡到巴西的茨威格和妻子一起自杀结束了生命。每个人心里，或许都有一条不愿下去的“船”。

茨威格的“船”，从1881年11月28日启航。他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生活富足的犹太家庭，父亲是纺织工业家，母亲则出身于开银行起家的布雷陶厄尔家族。他在故乡完整地接受了老式的精英教育，继而在跨入20世纪的同时，也跨出了国门。

他选择到德国柏林读大学——1900年的柏林，正从一个王国首都向世界城市过渡。大学期间，他在巴黎、伦敦各地漫游，几乎走遍了欧洲，广泛结交不同国籍、说不同语言的朋友。在1910年和1912年，他分别去了印度和美国旅行。当时的人能去海外旅行的，无论身处哪个阶层，都算另类。从印度回来，茨威格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将欧洲看成这个世界的永久轴心”；而美国，是他受沃尔特·惠特曼感召而去的“跃动着新韵律的土地”，代表着一种“即将降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可以说，早在20世纪初，茨威格就已经具有国际化的视野。难怪评论界将他誉为“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欧洲人”“欧洲的世界主义者”。

然而，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撕裂了一切。一战期间，茨威格清醒地让自己游离在了时代狂潮之外。体检不合格，让他免去了服兵役，不用上前线杀人。在后方，他也不愿像许多作家那样，为本国参战的正义性摇旗呐喊，写一些刻意拔高的宣传文章。他坚持自己“从一开始就肯定要做一位世界公民”，在战争档案馆找了份闲职，业余时间不停发表文章，反对战争，宣扬和平与人道主义。“和平”可不是当时的主旋律，为国捐躯才是。总之一战伊始，他就已经不合时宜地致力于未来的相互理解，认为欧洲知识分子之间需要建立纽带并为此付出努力。

也许正是因为当别人都在发烧、狂躁时，茨威格选择了回归自己的内心，重新审视世界、人性，所以在一战结束后的十年里，他可以很快地、平静地回到书桌前，迎来了创作上的一个高峰期。他最畅销的作品，大多写于这一时期。《三大师传》开启了他传记写作的成就之路；《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成为所有学校都在读的作品……他的每一本书，在德国发行的第一天就能销售出去两万册，这还是没有在报纸上刊登任何广告时所达到的成绩。法国、葡萄牙、阿根廷、挪威、芬兰、中国等几十个国家的出版社也纷纷向他伸出橄榄枝。当他看到日内瓦国际组织“知识界合作”的统计数字时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是当时被翻译得最多的作者。

但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茨威格一夜之间成了纳粹黑名单上的作者，只因为他是犹太人。一战期间，他尚有发声的机会；而这一次，他的所有书在德语世界被付之一炬。

1934年，茨威格移居伦敦。1938年奥地利沦陷，他成了要申领无国籍者护照的“难民”。最沉重的一击来自1939年9月，二战爆发，英国对德宣战。这个从来没有归属过德国并且早就被德国排挤出去的奥地利人，忽然又被强行划归为德国人，推到了英国的对立面，他在欧洲再无立锥之地。

政客们大笔一挥，茨威格整个一生的意义就变成了荒谬。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描述过这种幻灭感：“我内心最深处的任务，四十年来我为之付出全部信念力量的工作——欧洲的和平统一，全部成了泡影。”

1941年迁居巴西后，茨威格也没能就此逃离对欧洲的忧心。远隔重洋，他也能在报纸上看到、在收音机里听到各种不幸的消息。那一年，他已经六十岁了，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再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走到人生边上，茨威格在巴西完成了最后几部作品，包括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他以莎士比亚的话作为这部回忆录的题记：“让我们泰然若素，与自己的时代狭路相逢。”在选择自己最终归宿的问题上，他确实是泰然若素的：怯懦是因为自知恐惧，主动留在自己的精神之船上，确保自己不因为迎合而陷入疯狂，这是不残酷者的共性。

在为他人作传时，茨威格似乎也早就预言了自己的命运，虽然他自己未必意识到。不难发现，他对失败者情有独钟，大部分作品几乎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即“失败者在灵魂上的优势”。以《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为例，光看书名，怎么都应该是一部“成功学指南”；实际情况却是，除了个别篇目，这几乎就是一部“炮灰列传”。茨威格用自己的文字重新解读历史的偶然与巧合、人性的各种可能，让失败者和胜利者一样被历史铭记，甚至比胜利者更有光芒。

大浪淘沙，茨威格的书会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