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往鉴今，意在未来。都市快报与浙江省档案馆合作，开设“档案时空”新栏目，梳理珍贵的馆藏档案，寻找浙江大地上的历史印记，发掘档案背后风云际会的历史事实。古人云：“抚今追昔，究论兴衰治乱之由。”视历史为包袱，则举步维艰；视历史为镜鉴，则智慧生发，耳聪目明，可观照现实，以照亮前路。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蒋介石告别人世的这一天，除亲人外，他最后挂念的人就是张伯苓。

蒋经国这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父亲于夜十一时五十分，病逝于士林官邸。儿痛不欲生。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多休息。’谁知这就是对儿之最后叮咛……”

生于1876年4月5日的张伯苓，至1975年4月5日蒋介石辞世这天，恰好是百岁冥诞；而距离1951年他在天津家中病逝，亦有25年——四分之一世纪矣！

张伯苓·蒋介石

爱教育·不爱当官

1949年，蒋介石最后离开大陆去台湾前，他与儿子蒋经国三番五次去看望张伯苓，请他飞赴台湾，或者到美国也行。但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为由，留了下来。

此前的1948年初夏，张伯苓实在架不住众人之劝，最后勉强答应蒋介石的要求，到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老蒋“文胆”陈布雷的电请最为直接：“我公不出，将置介公于万难之地。”张伯苓最后无奈复电说：“介公为救国者，我为爱国者；救国者之命，爱国者不敢亦不忍不从。”但他提出若干条件：考试院长只担任3个月；南开大学校长一职继续兼任。

这就是爱教育不爱当官的张伯苓，那么真切。20世纪20年代，张学良曾请张伯苓出任天津市市长，被婉拒。对于这个“院长”的干活，他明确表示：“我不愿做此事。我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为好。”从级别看，“考试院院长”算是个大官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架构，是根据孙中山“五权分立”的构想而成，分为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考试院“为国求贤”，负责国家人才的考选与任用，差不多就是一个分管“公务员考试”的机构。

没想到，暑假刚过不久，南京政府一些人就动议把张伯苓的校长职务给拿掉，理由是公职一人不能二兼。到了10月13日，行政院就下了免职决定。

这一年已经72岁的张伯苓，他不爱做“高官”，反而把最喜欢做的校长一职给丢了。面对如此“本末倒置”，张伯苓也不客气，11月就离开了南京的考试院，赴重庆“养病”，住进重庆南开中学老寓所里。逃不掉是命运，逃得掉是责任。

张伯苓一生办了一系列的南开学校：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还有接办四川的自贡蜀光中学。南开大学始创于1919年，是典型的私立大学，后来因为抗战，南开与北大、清华西迁，合组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此向国立大学转型，办学经费也由私募变为公款提供。

张伯苓被胡适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早在1904年，他就与严修一起，始创天津第一所现代教育机构——天津民立中学堂；1906年，在他三十而立之时，决定扩校迁址，找了一块名叫“南开洼”的地方建校，这才有了“南开”的美名。“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一时成为美谈。春晖中学是教育家经亨颐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所创立的著名中学。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在张伯苓手上就已做到了。他“胸怀世界，放眼祖国”，胸中装着世界教育、西方文化，深感要“舍旧维新”，不能仅仅是念四书五经，而要努力学习西方，“中国教育必须取法欧美”。他想的是：以社会进步为教育之目的；造就新人才，改造

旧中国。在周恩来所在年级的毕业式上，张伯苓请来北大的陈独秀教授颁奖，并请他为全校作《近代西洋教育》的演讲。

如果没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就不会有著名的南开。张伯苓给南开大学制定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八字校训，南开灵魂。“允公允能”的句式，源于《诗经》“允文允武”，“允”原为文言语首助词；“允”亦有“承诺”、“要求”之意。允公是做到大公，允能是做到最能；允公是爱国爱群之公德，允能是服务社会之能力。

张伯苓对教育既有兴趣，又有信仰，更有情怀。他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教育是我青年时期的志愿，是我中年的生命，是我老年的安慰。”

档案索引

1948年6月24日，经蒋介石提名，国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对这一任职老大不情愿的张伯苓，心思依然在南开大学上。暑假来临的7月13日，张伯苓遥望南国杭州，提笔给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写信。在一番文辞优美的客套话之后，直言自己不愿意让胡鲁声老师离开南开大学投奔之江大学。这封珍藏于浙江省档案馆的重要信函，见证了张伯苓校长对老师的关爱。

允公允能张伯苓，爱教爱师爱学生——历史，一定会铭记这位史上最有爱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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