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油田工人到民谣诗人 从吉他老师到选秀红人

43岁的“民谣诗人”马条住在北京五环外，靠近机场，经常抬头就可以看见天空中的飞机，于是他写下一句：“飞啊飞，天空中有那么多，无奈的分离在飞啊飞。”

有一次看完陈可辛导演的《甜蜜蜜》，黎明和张曼玉在片尾的久别重逢，让他写下另一句：“那些亲密的过往，越是亲密，越是忧伤。”

这些句子都是马条在《中国好歌曲》舞台上唱的《傻瓜》里的歌词。导师刘欢称赞道：“这个是真功夫，不是白给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生活体验。”姚晨在微博上转发：“有故事的人才能写出有灵魂的歌曲。”

马条的故事，说起来并不新鲜。跟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青年一样，从对生活的背叛开始，最后回到生活。也因为不新鲜，所以堪称经典。

1994年，是中国文艺青年们绕不过去的一个时间坐标。这一年，曼德拉宣誓成为南非第一个黑人总统，崔健发行了专辑《红旗下的蛋》，“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和唐朝乐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对23岁的马条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跳跃点。他买了一张火车票，坐了72个小时的火车，从家乡新疆克拉玛依来到北京，怀揣着5000块钱和一个简单的梦想——学吉他。

在此之前，马条是一名油田工人。他的父母年轻时从四川到新疆军垦，从此扎根克拉玛依。马条做过测井工和修井工，前者是把一个仪器下到地下一两千米深的地方，再把它提上来，看看油压和气压的曲线，分析出油在哪儿，气在哪儿，水在哪儿；后者是把几千米的油管一根根提上来，换掉抽油管的头，再把管子放下去。与此同时，喜欢唱歌的马条还担任着一支名叫“穿山甲”的乐队主唱，他听崔健、张楚和唐朝，“渴望成为飞行的鸟”。

到北京一下火车，马条首先去王府井，买了一把琴。然后他就在大街上寻找留长发的人，逮到就问：“你玩摇滚吗？”对方说：“是，不过我是鼓手。”于是人生地不熟的马条就这样混进了北京的摇滚圈，在东五环租了一个小院，年租2000块钱。他找了一个吉他老师，每堂课80块钱，要骑30多公里的自行车去上课。学了半年之后，他开始在家练习，试着写歌。

当时马条的卧室中间杵着一根电线杆，一下雨，雨水就顺着电线杆流下来。有一回他醒来，发现自己的床、脸盆和拖鞋都漂起来了。不过让马条现在回忆起来，那是一段相当快乐的时光，一瓶二锅头，一袋花生米，再来一包9毛钱的威龙香烟，听着崔健的磁带，对他而言这就是最高级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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