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造像的收藏是民间收藏的一个热点。3月28日起，“金佛光明——刘雍珍藏古代汉传金铜造像展”登陆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精品馆，博物馆的专业人员从刘雍先生珍藏的近260件金铜造像中精选了108件进行展出。同时，《金佛光明——刘雍珍藏古代汉传金铜造像集锦》一书也编撰完成，首开汉传佛像金铜造像单独研究之风，细化了汉传佛教造像研究，有利于收藏和研究汉传佛像。

摆放于展厅中，佛教造像金光熠熠，精美绝伦。

初传汉地的佛教造像似乎和金铜有缘，《后汉书》卷十八载曰：“世传明帝梦见金人，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佛像焉”。据说，白马寺曾供奉过一尊成人拇指大小的金铜佛，就是根据明帝梦中金人模样制作的汉代佛像。而具体的实物亦有铜质的，长江三峡出土的延光四年（125年）铭青铜摇钱树残件上，铸有高肉髻、右手施无畏印的佛像，虽时间稍晚于文献，却是目前所知有明确纪年的最早青铜佛像了。此时直到三国西晋，无论青铜还是陶瓷、石刻的佛教造像，都与神兽、神人并列于同一器物上，被当做一般的神来奉祀，以中国的方式来膜拜。

随着《僧祗戒心》等佛教仪轨的弘传，单体佛造像开始出现。史载三国笮融曾造金铜佛像，西晋时高僧竺法护在洛阳造菩萨金铜像12尊，但都没有实物传世。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单体金铜佛像是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收藏的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铭款铜鎏金坐佛造像。此后，尽管青铜作为战略物资，在战乱年间受统治者严加管控，被严禁用于民间铸造金铜佛像，但佛教的护生理念直指人心，蕴慰着乱世之际命如蝼蚁的平民百姓的心灵，反而催生了金铜佛像的铸造和传布，同时造像的形象也变得内省而慈祥。

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中写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描述的就是南朝佛教艺术的盛况。南朝虽经宋、齐、梁、陈四朝，然而政治中心一直是今天的南京，政权更迭并未影响经济、文化的发展，佛教造像也随之发展而变化。南朝造像普遍形体瘦削，气质温雅。佛身不穿印式袈裟，而着褒衣博带式的袍服，胸前露出带结，类同南朝文人衣着样式。

唐代是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盛唐的佛像气度不凡，面相丰满而圆润，佛像头部皆饰螺发，头部高昂，展现了既内省又开朗、既沉静又温和，既有出世神韵，又有入世情怀的天朝盛世的精神面貌。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造像是形式，佛教传布过程中教义的变化直接导致造像的变化。佛教，这个古印度出生的孩子，在东土被华夏文明滋养成长，成为“披着袈裟的老庄”，其造像也与古印度的梵相大相径庭。至宋代，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中国面貌，造像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布袋和尚（弥勒）、泗洲大圣（观音）、女相观音、罗汉、寒山拾得等，这些形象与现实中的真人并无二样，但道行极高，神通广大，救苦救难，深受百姓的膜拜。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佛教造像也深受唐宋汉地造像的影响，但因地域文化的影响，造像肩部宽阔，胸肌鼓起，有伟昂刚健之势，与南方造像注重内省、平易近人的神态形成明显区别。

元明清时期的佛教造像官方和民间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官方因统治的需要崇奉西天梵相的藏传佛教造像；民间膜拜汉传佛教造像，并依照宋代的样式造像。但由于思想的钳制和文人地位的下降，想象力和创造力大不如宋代，造像仅仅是膜拜的对象，并不太追求艺术水平，造像艺术大有今不如昔之慨。明代还将关公拉入释班，将其作为武财神和伽蓝菩萨供奉。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