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林荣（作家， 腰缠十万字的西北牧羊人）

1912年9月25日，鲁迅应邀赴许铭伯家宴。当天鲁迅日记载：“阴历中秋也。晚铭伯、季市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

在鲁迅的饭局记录中，这一则感情色彩最浓。这是鲁迅北上的第一个中秋，老母依然在绍兴，故乡远不可及。此时此刻，饮酒夜归，“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人泪奔。

座中许铭伯是许寿裳的长兄，鲁迅与这弟兄二人过从甚密，特别是每逢节日，许铭伯均要邀其吃饭或“致肴二品”，共叙乡情。这天是阴历中秋，许氏兄弟招饮，以共泯思乡之情。

鲁迅的思乡，是一个深刻的命题。他对于故乡的感情，在此后数年中经历着非常微妙的变化。鲁迅对故乡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的那份爱始终有所保留，这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贺敬之“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那种热情呼告式的爱截然有别。他既回忆着绍兴，又避讳着绍兴；既梦魂牵绕着故乡，又时刻警惕着故乡，这使得鲁迅与绍兴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对峙。

鲁迅最初并不讳言绍兴，曾经辑录有关先贤的故事，名为《会稽郡故事杂集》，以为“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他很喜欢明末文学家王思任的一句话，就是：“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张岱《王谑庵先生传》）对于这个以民风强悍著称的故乡，青年时代的鲁迅也大有溢美之词：“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鲁迅曾用过一个叫“戛剑生”的笔名，显然是对绍兴血气精神和强悍民风的一种崇尚及一种呼应。

鲁迅对故乡从最初的赞美，发展到与之交恶，这一细微却也合乎情理的变化，是通过他与故乡的三次重要的离别实现的。

第一次离乡是鲁迅父亲病逝、家道衰败后，他决然地“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第二次离乡是他作为“海归”派人才从日本回到绍兴，担任师范学校校长后。这一时期，鲁迅在故乡要面对的是代表着封建余孽的旧式包办婚姻。这段时间，鲁迅囚发蓝衫，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便应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第二次离开故乡到教育部工作。第三次离乡是变卖绍兴老屋后。1919年初，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可见，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鲁迅彻底放弃了“越人安越”的想法。1919年12月初，鲁迅从北京回到绍兴，卖掉了老屋，带着母亲、朱安和三弟建人及其眷属永远离开了绍兴，“老屋离我俞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这是与故乡的永诀，从此，鲁迅与故乡的情感脐带被割断了，再没有回过绍兴。

但鲁迅是深刻思念故乡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渐渐淡忘了那个现实中让他不快的故乡，他2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故乡温馨的回忆。1926年2月至11月，鲁迅创作了10篇以故乡为背景的忆旧之作，后集成《朝花夕拾》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回忆性散文的扛鼎之作，百草园、三味书屋、鲁镇等鲁迅笔下的绍兴地名，便有了现代文学发轫之初的某种符号意义。陈丹青称《朝花夕拾》中的文字“温润出神”。这些文字，确实带着含泪的微笑，如琥珀一般晶莹剔透，心情的纹路都显示得一清二楚。

只有写这些文字时，鲁迅才从峻急犀利和淳厚沉郁中走也来，显示出了客子的身份，一如1912年9月25日在北京与许氏兄弟一起过旧历中秋时的心情：“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