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建（文字工作者，语不惊人，诗不休）

副刊和时代的关系，犹如字和纸的关系，不知这个比方是否准确？在那个时代里，你要写文章就得在纸上写，至于其他的说法，反正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时间到了1952年，报纸上出现最多的字眼，除了“抗美援朝”，那就是“三反”、“五反”。“三反”比较好记，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我看当代日报上的一些文章，反贪污的内容是最为主要的。至于说“五反”，那主要是在工商领域内，具体就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说明在那个年代，“反”也是主旋律之一。

那么副刊怎么来配合和表现这样的“反”呢？我看一进入1952年元月，副刊“湖滨”就至少连续发了三次的《致作者》——

亲爱的作者们：

现在我们需要配合“三反”运动的文艺作品，希望通过生动具体的人物和故事来反映这一运动。文长请勿超过二千字。

我们知道这样的“致作者”并不一定能保证来稿的质量，所以编辑的另一个功夫就是要去约稿，向靠得牢写得好的作者约稿，当然最好能请到名家来写“三反”“五反”。

我们先看一篇名叫《发票》的文章，发表于1952年1月18日的湖滨副刊，时为401期，作者舒穆。这文章在今天大概可属于小小说一类的。

这篇小说讲一个叫赵文清的机关工作人员去纸店买纸，后发现发票上多开了金额，100万元（当时人民币的比值，1万元相当于后来的1元）开成了120万元，他就去重开，并且还不解地问这多开金额店家不是要多交税吗，而那经理却说“上税也是上给国家嘛……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说归说，发票还真是重开了。过了一阵子赵文清又去同一家店买纸，遂发现这一回又是多开了二十万元，但这一次他却不好意思再去重开了，因为经理太客气了，又是递烟又是端茶的，他想“反正是人家开错的，我回去照发票报账，谁也不知道！”

于是这一天他提早回家了，妻子问他为何，他说要她和孩子一起去外面吃馆子，妻子说现在不是正在“反浪费”吗？这一伏笔相当厉害，说明妻子是个有觉悟的人。然后丈夫讲了发票的事情，妻子李英就劝丈夫主动去向组织坦白，这个时候有一段描写，特别是关于“毛主席”的这一句，堪称神来之笔，请看——

炉子里的火烧得通红，屋子里静悄悄的。

赵文清看着墙壁上的毛主席像，毛主席威严地看着他；然而，毛主席却亲切而微笑地看着李英和孩子哩！

赵文清的心简直快要爆炸了，他惭愧而又激动地说：

“我要去机关里坦白！”

墙壁上的毛主席像，在赵文清眼里，会出现两种神情，这自然是他的一种主观心理在起作用，这又说明他能去坦白，不仅仅是摄于毛主席的威力，同时还有来自妻子和孩子的亲情，这就是反贪污题材的一篇小小说，蕴含着不小的深意。

当然，用小说来表现这只是一种形式，我前面讲过，湖滨副刊是提倡民族形式的，即那种很通俗易懂的，于是在1月29日出现了罗敏然的小戏《肃清偷漏分子》，30日和31日又连载了诗人冀汸的小戏《攻守同盟》，还有“到太和园去吃挂炉烧鸭”这样的台词，而且正如“致作者”中所说的要“通过生动具体的人物和故事”来反映，这是当年即1952年的一个特点。

但这些只是“湖滨”的一种形态，其实当代日报副刊最厉害的还是戏剧批评，一度我以为副刊皆是戏剧版呢，我想这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跟副刊编辑中偏好这一口有关系；二是也跟当时杭州舞台的地位有关系，因为诸多剧团都要带着戏来杭州试水并打擂台的；第三新中国成立之后，戏曲和曲艺正在进行改革，所以这一方面就是热点，因为当时电影和演艺还不是热点。

也是从1952年元月开始，当代日报的湖滨副刊就接连发表戏剧和曲艺方面的文章，我仅列一下一月份的相关题目吧。

1月6日有4篇：《大量地创作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戏曲》、《谈“疯僧扫秦”》、《“大三国志”观后》、《评越剧“红灯彩轿”》。

1月13日有4篇：《积极创造越剧现代舞蹈动作》、《改革旧评弹》、《必须注意曲艺的改进》、《评“小二黑结婚”》。

1月14日有1篇：《“香罗带”观后》。

1月20日有3篇：《杭市戏曲界研究班总结》、《批判“未央宫”》、《谈京剧改革》。

因为篇幅关系我只举一篇为例，如《评越剧“红灯彩轿”》的开门见山：“杭州戏曲界最近配合了婚姻法的宣传工作，编演了一些关于婚姻问题的戏，一般地说，这些戏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是由于作者对婚姻法的精神体会不够及对生活没有具体地了解，所以是存在着一些较严重的缺点——把婚姻法简单化，庸俗化。”

所以后来我听老编辑讲，那些来杭上演的地方剧团想要不挨枪而全身而退的几乎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