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快报讯 他们每个人都有苦衷，都想呐喊，都想哭诉，这些话没有人听，这些情绪没人化解，他们就会自暴自弃，甚至报复社会……

2005年8月的一天，上午9点半左右，杭州市看守所。

李强（化名）在两名法警的押解下，缓缓走向提审室，走在前面的是看守所的管教万警官。

这是执行死刑前的最后一步，提审、确认死刑犯身份，还有二十多分钟，李强就要被送入刑场。

突然，神情呆滞的李强朝着前面跪了下来，连续磕了几个响头。

走在前面的万警官瞬间紧张起来。

却听到李强说：“万管教，真对不起，我现在要走了，向你道歉。”眼泪从他脸上流了下来。

43岁的万警官是杭州市看守所艾滋病监区的管教民警，李强因为贩毒，2004年被判处死刑，定于2005年8月执行，因为患有艾滋病，所以关押在万警官的监区。

因为绝望，李强向管教民警吐痰，故意尿床、拉大便在身上，甚至想劫持民警越狱，属于高度危险的关押人员，直到执行刑期前都没有改变，万警官也没有想到，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李强竟然会对他说这样的话。

“万管教，你没有因为我的病歧视我，还给我收拾脏臭，不嫌弃我，今天我向你道歉，我曾经伤害了你。”

万警官形容自己当时的感觉非常复杂，感慨和难过交集：“原来，我们所做的没有白费，他都知道的。”

人之将死其言也真，李强最后对这个世界留下来的印象，是善意和温暖。

不让他们带着怨恨离开，是万警官和同事钱警官对自己这份职业的尊重。

万警官所在的艾滋病监区收押的都是患有艾滋病的犯人。

杭州市看守所从2003年12月开始收押艾滋病犯人，也是浙江集中关押艾滋病犯人的第一个看守所。

杭州市看守所所长徐平回忆，这里第一批集中收押了13个艾滋病犯人，因为不服从管教，13名犯人集体闹监，用粪便、血液、痰、尿液扔得整个房间都是，并且暴力反抗管教。当时的民警是穿着防护服进入监区的。

直到现在，遇到情绪激动的艾滋病犯人，民警还需要穿防护服、戴头盔、穿胶鞋、携带警棍走进去。如果犯人的情绪不受控制，还需要武警协助工作。16年来，杭州市看守所共安全羁押监管艾滋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罪犯700多人次。

目前，艾滋病监区还有43名犯人，由两个管教民警负责，两位民警不愿意说出全名，让我称呼他们“万警官”和“钱警官”。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透露全名，我走进监区之后大概明白了，大多数艾滋病患者会有并发症，比如肺结核等病，梅毒、尖锐湿疣等性病很常见，走进这里，有时会闻到皮肤溃烂发出的臭味。加上艾滋病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头上，氛围压抑得能让人头皮发麻。

这样的工作环境，很难被常人理解，即便身为人民警察，也难免会被不理解带来的疏离冷淡所打击。而因害怕家人担心，他们往往都会对家人隐瞒工作实情。

“我们的家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艾滋病监区工作。”

很多人将艾滋病区监管民警的工作比喻为“行走在刀尖上，与魔鬼打交道，航母上停飞机”，并将这个监区称为“一个最忌讳的监区”。

在这里，很多事情不能用常人的思维来看待。

一位艾滋病犯人刚刚进来时，身上散发出恶臭，下身长了拳头大小的尖锐湿疣，因为病情严重，不断会有分泌液流下来，钱警官每天都要帮他换新的床单衣料，安排医生治疗。

还有的犯人身上皮肤多处发黑腐烂，脚上化脓，一旦毒瘾发作就殴打同监室人员，需要管教民警去拉架。

还有同时身患艾滋病、抑郁症、自卑症的犯人，需要各种心理辅导和针对治疗。

今年5月底，一个年轻的在押人员找到万警官说：“万管教，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想见我父亲一面！”

这名男子今年25岁，叫宋刚（化名），是杭州本地人，原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刚刚大学毕业就收入不菲，但他一直不敢告诉家里自己是同性恋，在得了艾滋病后，自暴自弃染上了毒瘾。

今年2月，宋刚因容留他人吸毒进了艾滋病监区，他的母亲因为承受不了压力投河自尽。

万警官把这个消息一直瞒着，宋刚的刑期6个月，万警官打算等宋刚刑期快满的时候再通知他这个噩耗。

但是，宋刚在会见律师时提前得知了母亲的消息，崩溃了。

“我家是农村的，村里最忌讳的有三个：‘同性恋’‘吸毒’‘艾滋病’。我全占了。我让家里人丢了脸，我抬不起头来。”

他向万警官迫切地表达了想要见父亲一面，因为他觉得愧对父亲，没有脸面出去后再见到他。

这个时候，宋刚其实已经有了寻短见的想法。

万警官观察到了他的异样。

“同性恋触犯了哪条法律？”万警官突然问道。

宋刚有点蒙。

万警官直视他的眼睛，认真地，一字一字地说：“异性恋虽然占世界上的大多数，同性恋是一小部分，但并没有对错之分。”

“对错在于是否自己尊重自己，自己爱护自己。”

宋刚足足愣了十几秒，抱头号啕大哭。

今年8月份，宋刚刑期满了，姐姐和父亲来接他，宋刚保证出去不再吸毒贩毒，不再做违法犯罪事情了，好好工作，堂堂正正做人。

万警官的孩子还小，他也有过担心传染的问题，每次回家之前都会先把自己洗干净。

也有知道他工作性质的朋友，聚会时偶尔开玩笑，“今天来之前洗手了没？”

“怕他们多想，更怕他们担心。”万警官说，但是艾滋病监区的工作总得有人做。

艾滋病在押人员写日记，里面写满了迷茫和绝望，很多刚刚入所的人都会写道“我能活着走出看守所就谢天谢地了。”

“这里没有一个幸福的人，都是人生到了绝境，到了最悲哀地步的人，如果没有关爱，他们就容易走上极端。”

钱警官和万警官都是在艾滋病监区工作5年以上的“老民警”，这个监区就是一个浓缩的人间世，人生百态，爱恨情仇，展眼望去满目伤痕。

这里关押的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愿回首的往事，问他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其实他们每人都有苦衷，都想呐喊，都想哭诉，这些话没有人听，这些情绪没人化解，他们就会自暴自弃，甚至报复社会，走上更可怕的路。

“谁说没有人听，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悲伤和绝望，还有我们在听。”

对杭州看守所43个艾滋病在押人员来说，万警官和钱警官，是最好的倾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