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快报 首席记者 梁应杰

过去一个月，杭州周边地区的车主都在为弹性限行政策点赞。这项名为“非浙A急事通”的服务，能够允许非浙A牌照的车辆申请进入限行区，每年12次机会，满足了大部分人到杭州转一转、办办事的需求，目前已有超过14万位车主通过“浙里办”申请了弹性限行的资格。

作为全球首个推出弹性限行政策的城市，杭州的底气来自于一个听上去简单但执行起来有点难的事：数数。数一数路上究竟在跑多少辆车，只有知道这个数据，才有依据做弹性开放。

城市诞生距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数字出现的时间更早，但把两者摆到一起，得到的是一堆难题。城市大脑用3年时间解决了其中一个，并且证明自己有解答其他题的潜能。

杭州市政府和阿里云乐于见到这样的答案。它是一家企业过去10年战术上持续努力，战略上始终前瞻的结果，也是一座以“数字经济第一城”为目标的城市，开明、勇敢、务实特质的集中体现。

日前，由21世纪研究院发布的《2019长三角数字经济指数》显示，杭州在27个中心城市里排名第一，与排名第二的上海拉开明显差距。

新瓶装旧酒

2010年，也就是阿里云成立的第二年，位于深圳的IT领袖峰会聚集了百度、阿里、腾讯三家公司的一把手。主持人把云计算的问题抛给他们，得到了一边倒的回答。

李彦宏的说法最不客气，在他看来云计算是新瓶装旧酒，没有新东西。马化腾认为，云计算是比较超前的概念，要变成基础设施可能要等到阿凡达那个时代。唯有不懂技术的马云说了句，如果我们不做云计算，将来会死掉。

教他这句话的是阿里云的创始人王坚。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里，此话连阿里内部的高管都觉得是一碗“迷魂药”。

不过，来自内外部的压力没有令这个消瘦的男人退让。2011年，由阿里办了两年的站长大会更名为阿里云开发者大会。王坚第一次走到台前，掷地有声地表示：“云计算与移动互联网的结合将形成蝴蝶效应，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变革。”

这也是“云计算”三个字首次出现在这场每年一度的大会核心议题里，并且阿里对外正式发布云计算产品。但那时阿里云员工出差开发票依然会遇到一件尴尬的事，服务员会热情地在“阿里云计算”后面加一个“机”字，认为“计算机”才是一对儿。

转折来自于2012年。当年的11月11日，和阿里云诞生于同一年的“双11”首次用上了阿里自己的云计算，虽然只处理了20%的订单，但已经大大缓解当天服务器的压力，证明这套东西是可行的。

在王坚看到胜利曙光的时候，一个叫吕钢锋的政府官员跳入了云计算的“坑”。

从菜地到“双高”街道

吕钢锋的求学生涯和计算机毫无瓜葛。只是2012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他接触了一些云计算的资料，知道在国外，亚马逊、谷歌这些科技巨头都在做，好像还实现了商业化。

于是，他不仅把毕业论文的方向改为云计算，还想着把面临转型的转塘经济园也往云计算的方向带——当时，转塘所在的之江板块被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家旅游度假区，继续发展工业是没有前途的。

如今，吕钢锋被亲切地称为“中国最懂科技的公务人员之一”并不是没有道理。至少在2013年前后，他确实看到了企业、产业和政府对云计算的兴趣。2012年，杭州西湖区就下发了《关于促进杭州云计算产业园发展的政策扶持意见（试行）》，提出要加快建设第一个市级云计算产业园——杭州云计算产业园。

命运将他和王坚安排到了一起。2013年1月份，在转塘云计算机房的开业仪式上，两人筹划，要在转塘这块区域做一个云计算的根据地。当年，早就不喜欢在宾馆开会的王坚把聚集4000多人的阿里开发者大会放到了还是一片菜地的转塘。

由于地方过于偏僻，第一次去那里参加的开发者都有点担心。

这些插曲并没有阻止云计算在转塘的生根发芽。当年4月，杭州云计算产业园与阿里云达成合作，在园区共建阿里云创业创新基地。随后，阿里云、中软国际、博客园等30多家成员发起成立了全国首个云产业生态联盟。

他们和政府计划，将原来的工业园打造成为一个云计算生态为主导的产业小镇。王坚给了它一个有诗意的名字：云栖小镇，意思就是云计算栖息的地方。

两年后，阿里云开发者大会正式更名为云栖大会。去年，来自全球81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2万人次参会。

今天，新一届云栖大会亮相。有人笑称，杭州转塘，这片曾经的菜地成了学霸指数最高，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家、技术大牛密度最高的“双高”街道。

像逛淘宝一样办事

和云栖小镇设想一同落地的还有一个名叫“政采云”的项目，由浙江省财政厅和阿里共同筹建，按照云计算的框架搭建政府采购平台，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专供政府使用的“政务淘宝”。事实上，它的整体设想就来自于马云。

这至少给出了两个信号，一是政府已经接受了云计算这种新的形态，二是阿里作为新经济的代表，得到了政府的信赖。可以作为证明的是，2013年年底，阿里和杭州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首开政府与当地企业开展战略合作的先例，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政企关系。

从那时起，阿里云和杭州的关系进入到了下一个五年，而这段关系最大的推动力来自于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觉醒。2014年，浙江省政府提出“四张清单一张网”，率先吹响了“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号角，为两年后实施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打下了基础。

和淘宝催生政采云一样，阿里的技术和经验，正在和政府的服务意识产生各种化学反应。“双11”积累的经验、能力乃至意志力最后赋能给了12306，支付宝“水电煤”缴费的业务逻辑被用在了电子社保卡、刷脸提取公积金等业务上，阿里人工智能支撑了城市大脑的运转……

去年11月，杭州推出“钱江分”，在杭州工作或生活且年满18岁的市民都将拥有自己的城市个人信用分。今年4月，杭州11家市属医院开始推行信用就医，实现“先看病后付费”，根据每个人的钱江分给予特定的授信额度。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花呗和芝麻信用分，实际上这一设想最早被浙大一院和支付宝在2018年落地，现在正在被支付宝复制到更多城市。

在杭州，类似的案例有很多。从2015年支付宝启动“城市服务”以来，杭州已经开通包括婚姻预约、违章查询、同名查询、在线医疗等115项城市服务，每5个杭州人，就有4个使用过支付宝城市服务。

“像逛淘宝一样办事”成了在移动办事领域政府追求的目标，市民也将淘宝和支付宝的用户体验视为政府应该努力的方向。到了2016年，杭州市政府愿意让阿里云参与到更多更重要的城市管理中，共同发布“城市大脑”。两年后，杭州“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动员大会在同一片场地召开。云栖，这块没有行政区划，在地图上找不到位置的“小镇”，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了杭州数字经济的策源地。

用户体验和为人民服务

在杭州，谈数字经济，阿里是绕不开的核心角色，不仅因为其本身就是数字经济的代表，还在于他们让政府相信，无论之于经济发展还是政府服务，数字经济都能提供足够的惊喜。

尤其是对具备互联网思维，又致力于打造服务型政府的杭州来说，用户体验和为人民服务其实是一回事。

1999年4月，杭州市领导到社区走访，一位居民直言市政府联系渠道不够畅通，市长专线电话不好记，也打不进。两个月后，杭州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和开通市长热线，12345这串数字成了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密码。

对于为什么第一个吃螃蟹，原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吴旭辉讲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他既是“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能明显感受到改革带来的便利。其次，来自于他和团队身为公务员，对老百姓的责任。

这不是一句场面话。之前负责和他对接的支付宝公积金业务负责人谭薇薇，回忆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设计产品方案时，公务员们会不自觉地表示：“这个让老百姓不方便啊。”

方便，看上去是一种平常的状态，实际上是政府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世界银行将“开办企业所需要的时间”作为评价营商环境的首要指标，考察的也就是开办企业的方便程度。

在这事上杭州交出的答卷是，从自主取名、网上审批，到拿到营业执照，仅需半个工作日；完成公章刻制、银行账户开户、发票申领等企业开办各环节，去年已实现3-5天办结，今年的目标是实现企业开办全流程1个工作日（8个工作小时）办结。

可以看到，原本的政府服务在杭州变成了一个不断迭代的产品，其背后是政府官员对体验和数字的高度关注。不久前，阿里云智能总裁张建锋参加了一个政府会议，发现发言的政府领导讲的都是DAU（日活跃用户数）、KPI（关键绩效指标）等属于互联网行业的术语，颇感惊讶。

2017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善于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从这点上来说，杭州的管理者联合阿里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观察样本。数据显示，在全国政务服务渗透率排名上，杭州名列全国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