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说过，“时间好像一条由发生的各种事件构成的河流，而且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因为刚刚看见了一个事物，它就被带走了，而另一个事物又来代替它，而这个也将被带走。”

一年又一年的高考，就是我们看到的时间“河流”中一个年复一年的“事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考，真的是改变命运的艰苦之举。对于农家子弟来说，就是一条跳出“农门”的险峻之路，就是扔掉农村“泥饭碗”、端上公家“金饭碗”的艰苦、执著之途。

我的高考虽已过去近30年，但仍时常梦见自己坐在考场上奋笔疾书。奇怪的是，梦里的高考成绩一次次都不够理想。我一身冷汗地醒来，方知是惊魂一梦。

父亲很相信算命先生的话，认定我读书能成才

我参加过两次高考，一次在1993年，另一次在1994年。其实，我的高考从初中一毕业就进入了准备和冲刺状态。

1990年，我初三复读结束，本来是想考一个中等师范学校。父亲说，“你能当一名教师能成为‘公家人’，就算是咱们祖坟‘冒青烟’了。”

父亲说这话是有个美好依据的。据说我3岁的时候，有一个从湖北过来的算命先生到我家，一见到我就摸着我的后脑勺说，“这孩子后脑勺长，是个读书郎！”

我的后脑勺确实长得比较突出，直到现在，每次理发我都会不厌其烦地对理发师说，要根据我的后脑勺特点打理头发，不然后脑勺总是一个“蒙古包”。

但父亲很相信算命先生的话，从那时起他就认定我读书能成才。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们顶多初中毕业，我的大姐甚至一天学都没上。父亲对他们不上学或中途退学，都不在意，却把“宝”押在了我的身上。

未料到，那一年河南省不允许复读生报考中师。我们复读生只能去读高中，否则要么回家种地，要么外出打工。那时，打工潮已成澎湃之势，许多同学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了，他们当中现在办企业当大老板的也有好几个。

我压根没想出去打工，父母对我的期望也不允许我有这样的非分之想。中师不让考，无奈之下，我就报考了县城一所重点高中。

父亲说的祖坟“冒青烟”的事，也只能等到3年后了。

在当时学校师生眼中，“农村班”的学生都是从乡下学校择优录取的，朴实又上进，肯学、成绩好，受到师生器重

我所在的高中学校，学生大都是县城里的孩子。我们这些农村学生被单独编为一个班，称为“农村班”。但我们都以“农村班”为荣，因为在当时学校师生眼中，“农村班”的学生都是从乡下学校择优录取的，朴实又上进，肯学、成绩好，受到师生器重。

我在“农村班”寒窗苦读3年，睡“高低铺”，一日三餐在食堂窗口抢排队伍，围在一个用石棉瓦当顶盖的自来水房里洗碗、洗衣又洗脚，晨晚奔跑在砂石铺成的简易操场上……

食堂经常做的一道菜是青萝卜烧猪肉。大锅烧的萝卜炖猪肉，肉片是陪衬，食堂师傅舀上一勺，用筷子扒开来看，寻不到几片猪肉。有一位同学，每次都先吃完萝卜块，再去品味那几块宝贵的肉片。我们有时冷不丁袭击一下，能抢到他压在碗底的那几片肉。后来，他改变了吃法，先吃肉再吃萝卜。高中毕业20年聚会时，他还开玩笑向我们讨要“肉债”呢！

那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在神州大地吹遍，特别是邓小平爷爷在1992年1月发表了南方讲话，东南沿海呈现出一派“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新气势。班里有些同学熬不了学习的苦，又受到声浪正急的“打工潮”影响，卷了铺盖到深圳、东莞闯世界去了。

没多久，我们就收到他们寄来的照片，他们留起和“天王巨星”郭富城一样的头发，穿着时尚，脸上没有了在校读书时的“菜色”。看得出，他们喜欢打工的生活。

初中女同学寄来一封热烈的信。我脸红心跳地瞄了一遍后，生怕搅乱了我专注读书的心，赶紧把信撕碎了

“农村班”大多数学生还是立志走高考这条路。

为了高考的胜利，青春期的我们对贫瘠的物资生活一点也不抱怨。同时，我们更坚定地拒绝陷入“情网”，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把与异性交往的渴望深深埋在心底。

我的一位初中女同学在邻县读中师，她寄我一封清纯而热烈的信。我脸红心跳地瞄了一遍后，生怕那些浸透着柔情的语言搅乱了我专注读书的心，赶紧把信撕碎，丢到了教室后面的下水道里。我要心无旁骛、孤注一掷地追赶着高考的岁月。

班里有一位女生，因为学业压力大，患上了轻度抑郁症。班长是个热心男子汉，晚上陪她在操场上散步谈心。听说那位女生很受感动，周末回家带了一罐酱爆猪耳朵送给他解馋。

大家以为他们在谈恋爱，班主任也侦探到这消息，找班长和那位女生进行了一周的思想教育。

学校经常在操场上开全校师生思想教育大会。校党总支书记是一位部队转业干部，山东口音，腰杆挺直，讲话字正腔圆，话语中闪烁着很强的思想性、政治性和教导性，每次训话都专门强调严禁早恋。

我们“农村班”学生本来在反对早恋问题上立场就坚定、态度就坚决，这一次次的教育更让我们青春的原野上长不出一寸恋爱的小草。

为了在高考期间能安心休息，我和同学搬出学校宿舍，在外面找了一家酒店。未曾想，夜里酒店外车来车往，吵得我们一夜未眠

高中三年1090多天，每天都是高考的倒计时。

星星未走，我们已起床诵背；午阳正辣，我们趴在桌子上打个盹；黄昏渐落，我们仍捧着书本在校园周边僻静处苦读；已是深夜，我们才从座位上起身去宿舍睡觉。

河南省1990年代初的高考，安排在骄阳似火的七月。高考那几天，天热，蝉躁，蚊虫多。当年的考场上也是绝对没有空调的。

高考前，同学们都开始补充营养，以最佳的身体状态奔赴考场。有的提前半年就喝补脑安神的药，有的父母定期把炖好的鸡汤鸭肉送到学校。

我那时常和一位好友，到校门口小卖部买一种叫作“豆腐花”的干粉，其实就是豆奶粉，5毛钱1袋，用开水泡开，喝起来甜蜜蜜的，神情立马舒爽。

也就在那时，我才开始奢侈地吃上甜筒冰激凌。但第一次吃的时候把甜筒扔了，以为那只是用来盛装雪糕的纸桶子，没想到还能吃下去。

高考前两天，学校放假，让我们舒缓一下紧张三年的身心。

为了在高考期间能安心休息，我和几个同学搬出学校宿舍，在外面找了一家酒店。未曾想，那家酒店离马路近，夜里车来车往，吵得我们一夜未眠。

第二天，我们赶紧退房，又回到了学校宿舍。虽然要忍受蚊虫叮咬和满屋子的汗臭味，但毕竟没有汽车的吵扰。

接下来，我们连续考试3天，共考6门功课。我读文科，有几门功课需要大量背诵记忆。我强记能力不行，对背诵有恐慌感。

那一年，河南省的高考录取率仅为三成多，我们学校估计三成都不到，应届考生录取率更是“十里挑一”。

考试结束，我一身疲惫、满脑昏沉，预感出师不利。

高考一结束，老父亲就上北京找打工的二姐三姐，向她们筹集我读大学的费用。但是，我的第一次高考失败了

家人对我的第一次高考充满期待。高考一结束，老父亲就上北京找打工的二姐三姐，向她们筹集我读大学的费用。

但是，我的第一次高考失败了。

老父亲在北京得知我没考上大学，也不再向姐姐们筹款了，千里迢迢回到家，一声没吭。老母亲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病倒了，村医说是胃寒造成的，但我猜想是因为我的落榜。

哥嫂当时在深圳打工，问我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出去挣钱。

我掂量了一下自己的体格，瘦弱，估计承受不了打工的辛苦。又想到祖坟要“冒青烟”的事，总不能轻言放弃吧。

就这样，我加入了复读生的行列。

我先到县城里另一所重点高中报名复读。上了一周的课，有一天傍晚遇到了一位小学、初中都同窗共读过的女生。我对她的印象一直不错，那天我们就在学校操场边上畅聊了一晚上，晚自习也没去上。

事后，我对自己白白浪费时光很是自责，担心以后还会禁不住相约聊天，聊天就要浪费时间。复读生浪费时间是最大的罪过。

第二天，我匆匆离开了那所高中，又回到母校复读了。

复读生在学校里被称为“老革命”。有些人复读多年，甚至有“八年抗战”的老复读生，他们早生华发，面容憔悴，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看了让人心疼。

我加入“老革命”队伍后，一门心思地去“啃咬”功课，尤其是需要大量记忆的几门文科课程，更是下足功夫嚼烂舌头去背诵。第一次高考翻船，就是记忆不佳、知识点没背住造成的。

对我们这些惜时如金、满脑子都是高考的“老革命”来讲，听一首歌、看一本诗集，都是一掷千金的“豪赌”。但，青春的茎秆终究是要向阳而生的

复读的日子很沉闷。

“题海”深如马里亚纳海沟，模拟考如一日三餐那般频繁，学校橱窗里张贴着每次考试的排名，更如泰山般压得我们不忍直视。

1994年，河南省高考又进行了改革，实行“3+2”的考试科目设置，即文科考语文、数学、外语，再加政治、历史2门。这对我来说也算利好，可以少背一门功课。

那时，港台歌曲流行在大街小巷，汪国真、三毛正在为我们的青春代言。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汪国真）

——“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荡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就掉下一滴水，于是形成了太平洋。”（三毛）

对我们这些惜时如金、满脑子都是高考的“老革命”来讲，听一首歌、看一本诗集，都是一掷千金的“豪赌”。

但，青春的茎秆终究是要向阳而生的。

一个周末下午，我在教室后排的座位上做高考模拟试卷，听到前面一个女生正在哼唱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这样的歌，正是我们渴求的心灵甘露呀！当时在教室里的几个人跟着那位女生学唱了一下午，忘记了书本，丢弃了“题海”，在最原始的卡拉OK中尽情感受青春的律动。

公布成绩的那天中午，全班聚在班主任办公室门口。当班主任拿了成绩单出来，所有人都自觉列队，屏息谛听。宣布到第三张时，恰好是我的

又到一年最热的季节，我第二次走进考场。

考前，我也加强了营养，从第一次高考时的“豆腐花”升级到葡萄糖——我到学校卫生室买了几盒葡萄糖口服液，每次进考场前嘬饮几支，既是提神，也是压惊，然后步履坚定地走向高考战场。

考后是一个月左右的等待成绩。我对第二次高考充满自信，对照标准答案估计了一下分数，考个重点大学也有可能。

公布成绩的那天中午，全班学生聚在班主任办公室门口，脸上全是紧张、不安和渴望。当班主任拿了成绩单出来，所有人都自觉列队，屏息谛听。宣布到第三张时，恰好是我的。

我考了全班第三名，分数刚好达到那一年河南省的重点线。如愿以偿，我考进了第一志愿学校。

一个月后，我准备启程报到。老父亲从一个生锈的铁皮盒里拿出一沓钱，有几张的边缘也被铁锈腐蚀了。我在哥哥的陪同下，从镇上坐上柴油三轮车到县城，从县城坐上公共汽车驰往200多公里外的火车站，再从火车站第一次坐上绿皮火车，远涉山河，跨出山海关，到2000公里外的北国春城——长春，读大学了。

女儿今年要高考了。

我想起我们九十年代的高考，此高考与彼高考已经很不一样了。

因为疫情，这届毕业生的高中三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网课。就连大学提前报名和面试也都在网上进行。

隔着一层冰凉的手机屏，我能感受到微信群里家长和孩子们的焦虑。压力是实实在在的。现在的高考，真不是我们那时候“只吃萝卜不吃肉”就能坚持下来的。

是的，高考在不断变迁。但更多的是外在形式的变化，不变的是压力锤炼下的青春。

也许，没有高考的青春反而是不完整的。

我相信，经过锤炼的青春，才能伸展出一双穿云破雾的人生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