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坟，这座建于八百多年前的西湖第一大墓，历经多个朝代，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为柔美西湖增添了悲壮色彩。岳坟与岳庙背后的历史故事，也随着时代风云变幻，扑朔迷离，过化存神，意味深远。

１．岳飞庙到底在哪里？

当年岳飞被冤杀于大理寺风波亭，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是被砍头、绞杀、毒死还是杖毙？至今还是个谜。

《朝野遗记》（宋）中讲到岳飞之死，有极简短几字：“其毙于狱也，实请具浴，拉胁而殂”，说岳飞在狱中沐浴后，被“拉胁”而死。“拉胁”是古代的一种酷刑，指用重物猛击胸肋而死，这也比较符合大理寺以“重杖处死”的做法。

岳飞被残害时，离大理寺（今小车桥附近）很近的岳府正被严密监控，随即就进行抄家及将家属流放岭南，家人根本无法为岳飞父子收尸。按规定，无人认领的死刑犯尸体，皆在义冢掩埋。大理寺狱卒隗顺出于对岳飞的崇敬，不愿将其埋于乱坟堆中，就偷偷将尸体背出大理寺，埋葬在九曲丛祠。

岳飞被害二十年后，高宗退位，继位的孝宗终于下诏为岳飞平反，并访寻其尸体予以礼葬。隗顺儿子将父亲的遗言上报，官府据其所述果然找到并确认了岳飞的尸体，居然“尸色如生”，还可更换入殓的礼服。随后朝廷以孤仪礼（一品官之礼）将岳飞改葬于西湖剑门岭履泰山之阳，即今栖霞岭南麓的岳坟。

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顺理成章，可当初隗顺秘密埋葬岳飞的“九曲丛祠”到底在哪里？几百年后却成了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由此杭州还出现了两个岳坟与岳庙：

《朝野遗记》《金佗祠事录》等史料中记载，当年隗顺背着岳飞尸体是“踰城”到了“北山之漘”后，偷偷埋于九曲丛祠的。据浙大历史系倪士毅教授考证，“踰城”就是出了钱塘门，“北山之漘”就是宝石山脚下的小河边。《咸淳临安志》载，钱塘门以北有九曲城，得名于城墙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而筑，“九曲丛祠”并非某一具体祠院，而是那一带九曲昭庆桥、九曲法济院、九曲宝严院的统称，即现在市少年宫以东这个方位。

而到了清朝中后期，岳飞初葬地之九曲丛祠变成了位于众安桥下的螺蛳山扁担岭。

２．众安桥岳庙

清道光年间，学使吴廷康为岳庙监刻一块乾隆御书的“伟烈纯忠”牌匾，该字为管理岳庙的岳飞后裔岳秀乾所珍藏，吴廷康从岳秀乾口中得知，岳王初瘗（埋葬）在螺蛳山扁担岭，即以前的九曲丛祠，在众安桥畔扁担巷，或称下瓦巷，被平反后才改葬至栖霞岭。这岳秀乾不知根据什么认定九曲丛祠在众安桥，反正吴廷康听了马上前去查看，发现这个地方有家开了有一百多年的，名为“倪大有”的红纸染坊。

吴廷康走访了附近的绅耆父老，均称此长塚为岳王初葬地，里面用螺蛳壳浇筑而成，坚不可开，此地“忠迹昭然”，历年来出现过种种灵异之事，故至今无人敢动这方土坡。吴廷康在这里瞻仰徘徊良久，决定设法买下这块地方。

咸丰九年（１８５９）三月，吴廷康任浙江按察使司司狱，其监狱就在当年岳飞被害的大理寺，冥冥中吴廷康在此做了长官。他与钱塘、仁和两县令共筹银三百余两，购下众安桥“岳王初瘗”这块地，准备就地修建岳王墓庙，定庙名为“忠显庙”。浙江巡抚胡兴仁听说此事，亲自倡议捐款，并带头捐银百两，还书“尚有精诚留瓦巷，更移忠骨镇栖霞”楹联及“尽忠报国”匾额。

于是，众安桥原“倪大有”染坊这块地方便开始动土、筑墙、立碑，并将长塚改为圆墓。可不久，太平军入杭，建庙工程不得不暂停。直到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左宗棠攻复杭州后，亲自下令继续募捐修复众安桥岳飞初瘗处的墓庙，巡抚蒋芗泉也拨银千两，并访得岳飞二十七世孙，聘其为奉祀生，给两头耕牛、四十番洋，作为守墓之资。

吴廷康又联合多位杭州缙绅贤达，筹措银两，建造忠显庙大门。大门朝北，取岳飞“北复中原”之意，门前引旗营水门之水开河而过，上有精忠桥，河对面有一面大照壁，由四块每块高九尺、宽四尺的巨石排成，刻有彭玉麟朱书“尽忠报国”及乾隆御书“伟烈纯忠”八个大字，这些巨石是花了五十番洋，从江干运过来的。

据李汉魂《岳武穆年谱》记载，忠显庙庙门内为两庑及殿庭，中间立一大铁鼎，上有“老岳庙”三字。按说此庙的建造远在栖霞岭岳庙之后，理应为“新岳庙”，为什么反称之“老岳庙”呢？因为此地杭人认定这里是岳王的初葬地，之后才迁葬至栖霞岭的，所以从来历上讲应为“老岳庙”。

前殿为五楹的精忠殿，由前学使徐寿蘅题写殿额。殿前还有自永康运来的松化石，称之为“精忠柏”。殿内中间是高大的岳王塑像，岳云、张宪立侍两旁，左右塑岳飞十四位部将及义士施全、隗顺。前殿之后是墓亭，内有圆墓，碑题：“宋岳忠武王父子初瘗处”，为同治五年（１８６６）仁和沈祖懋所书。岳飞父子当年分别被害，应该不在同一初葬地，不知为何这里将他们合葬一处。

墓亭之后也是五楹的后殿，即启忠祠，中间塑岳王父母、夫人及五子、五媳、一孙一女像，格局与式样均仿照栖霞岭岳庙。启忠祠后面是彭玉麟题写匾额的教忠孝堂。

众安桥岳庙（忠显庙）的建造，从吴廷康动念建庙的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开始，到全部竣工的光绪二年（１８７６），中间因经费筹措的艰难及太平天国的战乱等，前后断断续续竟用了四十多年。建成后，由地方官筹资每年拨银五十两，按春秋两季给庙里主持作为香火费。其地界北至竹竿巷井字楼边，南至资福庙，东临小河，西靠旗营城墙，在闹市区与资福庙（祀张宪、岳云）、施全刺杀秦桧之众安桥及邻近的孝女井、岳飞故宅等，形成一个“忠魂不朽，彪炳千秋”的忠烈之气辐射圈，其大致方位在现在浣纱路与庆春路交界的娃哈哈美食城周围。

１９１６年，忠显庙内设众安桥小学，靖魔殿、精忠殿及两庑侧室均改为礼堂和教室，但庙里的墓园、神像及许多石碑都还保留，有些用木栅栏围住，不让小孩攀爬。利用庙宇的场地开设学校，这在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后的杭州，相当普遍。一是因为办学经费紧张，二是大多数庙宇的房屋比较牢固且宽敞。许多时候，庙与校共存，一边和尚在念经，一边学生在念书。

解放后忠显庙内的众安桥小学还在，据当年在老浙江日报社（在原东南日报社大楼）工作的傅伯星先生回忆，那时庙里的像设已基本毁废，但墓与许多碑刻还一直保留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来庙宇建筑毁于“文革”时期，仅残留庙门前的一些遗迹。九十年代庆春路改造及娃哈哈美食城建成后，忠显庙所有印迹已彻底消失，只有近旁的“岳王路”这个路名，还留下一点踪影（现有了小小的“岳王公园”）。

忠显庙立庙之本是确定该处为原九曲丛祠，也就是当初隗顺偷埋岳飞的初葬之地，那么隗顺当年背着岳飞尸体到底是来到这里，还是到了钱塘门外呢？据《咸淳临安志》的南宋京城图，从大理寺出发，钱塘门外的九曲城是西面，而众安桥是东南方，方向相反，相对距离众安桥要稍近些。

清代后期，杭州地方官与社会贤达大多认定众安桥河下十七号（下瓦巷）是岳王初瘗处，而明代与现代学者基本都考证其位于钱塘门外。据倪士毅教授所述，南宋的众安桥是商业繁华之处，铺面林立，桥南有北瓦子（也称下瓦子）等娱乐场所，又是御街所经之地，隗顺不可能将岳飞在此埋葬。不过，在清代，钱塘门外的九曲丛祠已无迹可寻，而众安桥下却还留有“实物”。

岳飞初葬地，不论在众安桥下还是钱塘门外，之后迁葬于栖霞岭，是无可争议的。众安桥的忠显庙存在不到百年，但因创庙人吴廷康本身是一位金石家，庙里的石刻精品非常多，这些珍贵石刻后来大部分也移至栖霞岭岳庙收藏陈列。

原众安桥忠显庙门外，由四块巨石排成一面照壁，上有彭玉麟书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其中刻有“报”字的这块巨石，如今也正躺在栖霞岭岳庙内启忠祠后面的草丛中，字原为红色，经风吹雨打，色已褪尽，但仍遒劲有力。

３．栖霞岭岳庙

历史上，杭州有过八处与岳飞有关的祠庙和遗迹，其中规模与名气最大，受到历代多位最高统治者赐额或加封，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只有栖霞岭的岳坟与岳庙。

不过，最初岳飞迁葬于栖霞岭，墓建成后，朝廷赐庙时，还出过一桩乌龙。南宋绍兴三十二年（１１６２），礼葬岳飞后，其孙岳甫（岳云长子）在附近的虎头岩下找到一座寺院，名为显明寺，孝宗下旨批准，并赐额“褒忠衍福寺”。但显明寺的忏堂内摆放着安庆军节度使赵士篯父亲仪王赵仲湜的灵位，寺旁还有墓园，这里早已是仪王的墓庙。如果显明寺成了岳飞的功德寺，那每到祭祀时节，让仪王后人上哪去拜祭？可圣旨已下，只能向朝廷申述，请岳家另选寺院。

于是圣旨又下，令岳家再选功德寺。此后岳家好长时间没能完成此事，直到岳飞另一位孙子岳珂（岳霖之子）出马，就在岳飞墓旁，勘定了一座无门堂僧舍，只有地基和几间破屋的下智果寺。“系奉圣旨，特依所乞”。这就是如今西湖岳庙的缘起。

此后，岳庙便由岳飞后裔维持打理，并陆续扩建和修葺，至清代，岳庙中还珍藏着三样宝贝：岳王父子画像、宋高宗绍兴敕和精忠铜爵。

岳庙所藏岳飞画像，长五尺多，像中岳飞头裹软巾，长脸有短须，束带方袍，坐着看书，气象儒雅，此像在明崇祯年间曾石刻立于墓前。

岳庙珍藏的另一样宝贝，就是宋高宗绍兴敕（也称“起复诏”），即绍兴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宋高宗给岳飞的亲笔信，内容是劝说正在庐山为母守孝的岳飞，请他舍小家而顾大家，以偿其收复中原之志。这封皇帝手敕是岳飞家人秘藏起来的，是岳氏后人不轻易示人的传家之宝。

第三件宝贝为精忠铜爵，高五寸六分，三足二柱，腹容四合，中刻“精忠报国”四字，左侧竖耳上有小印为“岳珂建造”字样，上为两翅文，形状古朴。

岳庙除了这三件宝贝，其实历朝历代立于庙内的碑石都是无价之宝，刻在每块石头上的文字不仅见证了历史，更是一种情怀的展现。

岳庙中的树木也很有特色和故事。一般树木的枝叶都是向四周伸展的，而据传岳王墓旁的松柏树枝均是朝南生长的，元代贝琼有诗云：“那是鄂王坟上树，枝枝叶叶尽南回。”还有两棵有名的树，就是精忠柏和分尸桧。

４．铁跪像

岳庙中“遗臭万年”的还不止是“分尸桧”，还有四个跪在岳飞墓前的铁像。这些铁人从开始时的三个，后增至四个，再到五个，最后又回到四个，并屡毁屡铸，一直跪了五百多年。

铁像最早始于明正德八年（１５１３），浙江都指挥李隆，铸秦桧、王氏、万俟卨三个赤身双手反缚的铜跪像，置于岳飞墓前，后被游人打碎。

明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浙江按察副使范涞认为铜不够坚硬，改用铁铸，并加张俊的跪像，每个铁像胸口都刻上名字，四个铁跪像便由此而来。当时民众来此拜谒岳飞墓后，都会向四个铁像投掷石瓦，甚至朝其头上撒尿，王氏的两个铁乳也被摸得精光可鉴。

没多久，浙江巡抚王汝训觉得这样有伤风化，便将张俊、王氏两像沉入西湖，把秦桧、万俟卨的跪像移至祠前。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范涞又捐钱重铸张、王二像，这样，又凑齐了四跪像。

之后，嘉兴一位名叫项德祯的官员，雇人抬了一个罗汝楫的铁跪像置于岳飞墓前，罗汝楫是当年受秦桧指使，配合万俟卨陷害岳飞的审判官。如此就有了五个跪像。

雍正九年（１７３１），浙江总督李卫重修岳庙时，令钱塘知县李惺又重铸了四个铁像，把罗汝楫给“赦免”了，而且说所用之铁不应被奸臣玷污，专用收缴来的叛军盗寇用过的“污铁”来铸四奸像……五百多年来，跪在岳王墓前的铁像，铸了砸，砸了铸，前后起码重铸过十多次。

５．卢永祥重修岳庙

对岳飞的敬仰或者说崇拜，还强烈地体现在上个世纪初的一批“军阀”身上，从１９１８年－１９２１年，开展了一次由浙江督军发起，全国“军阀”纷纷捐款的，规模巨大的岳庙重建工程。

当时杨善德（皖系）任浙江督军，见西湖岳庙岁久不修，破损严重，就倡议兴修，首先发出一道全国通电给各省督军：

“岳武穆忠节勋猷，与关圣同炳千秋，允为军人模范……我公崇贤尚义，中外同倾。如蒙鼎助，早得玉成，将来书名丰碣，定与湖山同垂不朽。同气之求，伏候明教。杨善德东印。”

通电发出后，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靳云鹏、督办段祺瑞、总司令段芝贵、筹边使徐树铮；直系军阀曹锟、王占元、李纯、田中玉、李厚基、陈光远、王廷祯、蔡成勋、齐夑元；皖系军阀倪嗣冲、张树元、张敬尧、赵倜、陈树藩、张广建、何丰林；奉系军阀张作霖、鲍贵卿、张景惠等，均纷纷回电并捐款，甚至连抠得要命的阎锡山都来电响应，一下子募得八万余元。

不久杨善德去世，由卢永祥接任浙江督军，继续主持修庙工程。可按新的修建规划，需费用十三万元，缺口还很大，于是卢永祥也发起了一次全国通电，再次向各大帅募捐，并继续承诺将刻名留存于岳庙。卢永祥专门成立了“重修岳陵事务所”，所有工程进行招投标、签订合同契约，包括样式、尺寸、用料等，做事相当规范细致，并有非常详尽的收支账目，大到拆运旗营城墙砖石费用，小到购置一只牛皮大鼓的价格，全都历历在目。

由杨善德、卢永祥两任督军先后主持的重修岳庙工程，共历时四年，耗资十五万大洋，规模浩大，是岳庙历史上最大、最彻底的一次修缮，整个墓庙与庭院都焕然一新。

到直系军阀孙传芳进杭州时，由于雷峰塔倒了，这“不祥之兆”使孙大帅耿耿于怀，于是借关、岳二“武圣”之威以镇“风水”，在保俶塔下建造了一座“关岳庙昭忠祠”，合祀关羽和岳飞。当“关岳庙”牌坊立在西湖边时，它与岳庙正好连成一线，这仿佛是一条历史之线，中间串起了无数幕历史景象。在翻阅岳庙史料过程中，我脑海中不由也浮现出一个景象：

在那至暗时刻，大理寺狱卒隗顺背着岳飞的尸体，一手拎着一只铅桶，在大雪纷飞的寒夜里，踽踽而行，为心中的英雄寻找一块安息之地。他虽是历史上的一个小人物，但那一腔热血，当与湖山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