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跑西湖时,我常在苏堤上见到九十六岁的楼伯。他腰杆笔挺,衣着整洁,精神很好,每天要绕西湖走5公里,我觉得他才是西湖的代言人。 约定时间登门拜访,楼伯亲自烧了三个菜请我吃:虾、油煎鳊鱼、蹄髈笋干鹌鹑蛋,用杭州话说,“真当”好吃。 深入了解后方知道,楼伯年轻时风度翩翩,和香港影星梁家辉有几分神似。他这辈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乐于付出、待人良善,即便“文革”中被关押批斗,说起往事也是一笑翻篇。 对了,楼伯大名叫楼中民,下面是他九十六岁的人生感言,很值得一读。 苏堤上大多是走路的老杭州人,跑步的新杭州人,还有一些早起的游客。春夏秋冬,雨雪阴晴,我每天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每天有每天的美 屈指算来,我晨走西湖已有10年。 我4点起床,服两粒鱼肝油、一调羹铁皮粉、两勺花粉,两只白煮蛋。5点出门,坐公交车到岳坟,然后走苏堤,翻六吊桥。 苏堤上大多是走路的老杭州人,跑步的新杭州人,还有一些早起的游客。这一趟下来,有5公里。前几年,我走的路还要多,从庆春路的家里直接走到断桥,再坐车到岳坟。 夏天,5点就已天亮,太阳把苏堤照得透亮,里西湖里荷花盛开。春天万物生长,秋天桂花盛开。冬天走西湖,6点天才蒙蒙亮,苏堤人少更幽静。春夏秋冬,雨雪阴晴,我每天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每天有每天的美。 6点20左右,我从苏堤的虎跑路一头出来,穿过马路坐31路,经雷峰塔、净寺、长桥、清波门、钱王祠、涌金门,到庆春路皮市巷下车,步行回家。 到家再吃一碗玉米糊,一只馒头,然后出门去隔壁菜场买菜,摊主个个认识我。回来喝茶,与邻居聊天。10点整,回家准备中饭。 保姆是老阿姨,今年70岁,江西人,名叫张小琴,在我家十三四年了。原来爱珍生病的时候,她来我家当保姆,与我搭把手,一起照顾爱珍。爱珍去世后,我年迈独居,儿女又把张阿姨请回来看顾我。 中午我和阿姨分工,她炒蔬菜,我负责荤菜。荤菜我比她拿手。中午我能吃一碗米饭,晚上只吃大半碗。从前我还喝点小酒,怕痛风,现在不喝了。我有高血压,甜食也只好戒了。除了这些,我没啥忌口。 晚上9点,我准时上床,心里盼着第二天继续走西湖。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爱珍走了,我很悲痛。为了怀念她,我又开始一个人晨走西湖 我虚岁96了。春节时,玄外孙给我拜年:“祝太外公活到100岁!”我没生气,我说:“红包拿去!这个问题不大,我试试看。” 三十多年前,爱珍在世的时候,我和她就有晨练的习惯。每天早上从长庆街的家里出发,步行一段路,搭公交车去植物园锻炼。我们坚持了14年,毛估估我俩走过的路,要超过“两万五千里”。 1994年,我们住了42年的长庆街11号老墙门拆迁,搬到拱宸桥过渡,我和爱珍改成每天早上在运河边散步。1998年,我们搬回长庆街,住进二室一厅的回迁房,一直到现在。 1996年中秋节,爱珍不幸中风,经过治疗,能在家里慢慢走动。但两年后,爱珍不慎摔了一跤,断了腿骨,行动更加困难。2010年5月16日,84岁的爱珍永远离开了我。 爱珍走了,我很悲痛。为了怀念她,我又开始一个人晨走西湖。 2011年至今,除了天气不好和身体不适,我天天早起走西湖,八年又走了一个“两万五千里”。 儿子的同事莫小米说:“路有多长,寿有多长。”晚辈则说:“太爷爷自从重走西湖后,身体更硬朗了,精神也越来越好,还能经常吃到他从湖边买来的西湖鱼。” 到爱珍9岁,沈宝传就想悔婚,把爱珍要了回去,但她的二叔沈宝生却认为,人要守信,力主践行我和爱珍的婚约 如果爱珍还活着,今年是我们结婚的72周年。这个姻缘,可能是天注定的。 1925年1月10日,我出生在诸暨牌头镇长潭街村。爱珍比我小一岁九个月,六个月时,她父亲沈宝传把她抱给我家做童养媳,外贴20个银圆。当时沈宝传想带全家到绍兴做生意,多一个人是累赘,急于把爱珍“处理掉”,所以愿意倒贴。20个银圆不是小数,当时一个银圆就可以在上海吃两顿西餐。爱珍还没断奶,我大姐刚生了小孩,分点奶水给爱珍吃。 爱珍在我家长到9岁,大部分时间住在十几里外的我大姐家。我和她年纪都小,对“童养媳”懵里懵懂。 后来,我母亲去世,我们家道开始败落。另一边,沈宝传的丝绸生意越做越大,家境明显超过我家。沈宝传就想悔婚,把爱珍要了回去。但要回去后,他也没让爱珍好好读书,反而要爱珍做很多在机器上络丝的活。 1941年,爱珍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此时正值日寇侵略,绍兴沦陷,留在绍兴很不安全。相比之下,杭州是大城市。爱珍的二叔沈宝生在杭州开绸厂,生意很好。他设法弄了两张“良民证”,让爱珍投奔杭州,也让我从诸暨老家来杭学艺。 沈宝生的主要目的,还在于成全我和爱珍的终身大事。他认为,人要守信,始终力主践行我和爱珍的婚约。爱珍婚前一直住在二叔家里。1947年,爱珍21岁,我23岁,此时抗战已胜利,奶奶发话,年龄到了,可以结婚了。我俩在下城燕子弄沈宅自办喜宴,中午七桌,晚上三桌,每桌价约20元,每人送礼国币1元起步,百位亲友赴宴。结婚前一晚,新娘子住在西湖边的沧洲大旅馆。结婚当天,新郎官用小汽车去接。 解放后,二叔沈宝生将全部资产上交国家,自己成了普通工人。他93岁去世。沈宝生的儿子沈培是漫画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受儿童欢迎的“小虎子”连环画,就是沈培和其他人一起编画的。 爱珍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结婚后,我们生养了4个孩子,两儿两女 我这一辈子都在丝绸厂工作,刚来杭州,我在沈宝生的厂里当了一年学徒,后来他把厂子交给我管理。我清楚记得,我去中山路采购一批五金件,算账时营业员问我是要“内扣”还是“外扣”。 我虽然不太懂,但也知道和“回扣”有关。我大声告诉他:“内扣”、“外扣”都不要,价钱好不好便宜点? “公私合营”后,我担任过车间主任,我们厂生产的丝绸产品主要出口,厂里三班倒,中午只有半小时,从车间到食堂要5分钟,排队要5分钟,还有20分钟。吃口饭,抓紧抽根烟,就要继续工作了。 有一段时间我还兼任财务。我这辈子有好几次捞钱的机会,但一分钱不要。相反,我还在给纺织工人扫盲的夜校当过不拿一分钱工资的副校长,学校就在皮市巷宗文中学(现杭十中)里,我开开心心干了三年。 退休后我被其他企业返聘,一直做到70岁。 爱珍则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我们一共生养了4个孩子,两儿两女。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孩子正在长身体,爱珍想方设法,请乡下的姑姑送来草籽,又把黑乎乎的番薯粉做成饼,分给孩子们吃。邻居看到后说:“你看你看,爱珍姨娘真当会安排,番薯粉做饼儿,伢儿吃得多饱!” 爱珍还省吃俭用,买回一台“西湖”牌缝纫机。4个孩子的衣裤都有补丁,但用缝纫机踏出来的补丁整齐漂亮。这台缝纫机用了30年,爱珍中风后才送人。 有时10元,有时20元,这是小孩的生活费,也是妹妹们给大姐的“辛苦费” 爱珍的几个妹妹文化程度比她高,但养孩子方面还要向她请教。当时,爱珍妹妹的几个孩子寄养在我家。每月初,邮递员在墙门口喊一声:“沈爱珍!图章!”孩子们马上拿着爱珍的木刻图章飞奔出去,领回一张汇款单,有时10元,有时20元。这是小孩的生活费,也是妹妹们给大姐的“辛苦费”。 1954年,爱珍的四妹美贞在湘湖师范读书,每年春游、秋游都来我家住。美贞成家后,生大女儿也在我家休的产假。我把楼上20平方米隔成两半,一半是美贞坐月子的居室,一半是全家六口人的卧室。 美贞在定海教书,产假期满,我把她和孩子送回定海,火车加轮船走了一天。美贞教了15年书,丈夫远在天津,我家就是他们南来北往探亲的中转站。美贞总是说:“大姐夫中民哥,就是我的亲阿哥!” 1970年美贞生了二女儿,也在我家休的产假。后来她调到天津,一家团聚。我设法置办了一套家具,有八仙桌、方凳、碗橱等,给她托运过去,布置新家。 有一次,我出差路过天津,去看望美贞全家。我亲自到农贸市场挑选了几只又肥又大的湖蟹,美贞的两个女儿到现在还记得湖蟹的美味。 二儿子退休后,在自己家办了一份小报,就叫《家》,两个月出一期,每期出版后,我都认真阅读。这份报纸有块重要内容就是报道我的最新动向 那些年月,也有伤心事。“文革”中,我因为子虚乌有的罪名被批斗,还遭皮鞭抽打。“平反”后,儿女们说起此事气愤难平,我却劝:打人的那人也是受害者。 1966年12月,我读高三的长子楼幼伟在学校值班时因煤气中毒去世。幼伟纯真善良,不仅文章写得很好,当时在给《中国青年报》投稿,而且口琴吹得好、二胡拉得好,文艺方面很是突出。学校为幼伟开了追悼会,同学们哭得都很伤心。 我们全家极度悲痛,但并没有追究学校的责任。当时学校很乱,校长已被“打倒”,平头百姓根本不知道找谁说理去。一个年轻人,就这样白白死了,这是我一生的伤心事。 1971年,二儿子楼时伟去了老余杭的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9年回杭,顶替我在永安丝织厂工作。后来他靠自己努力,到报社当了记者。 二儿子退休后,仿照隔壁人家记账本的习惯,在自己家办了一份小报,就叫《家》,两个月出一期,每期出版后,我都认真阅读。这份报纸有块重要内容就是报道我的最新动向。 2011年9月17日,我的玄孙女出生。我连续两天亲手做鲫鱼浓汤给孙媳妇小姚吃。小姚最爱吃我做的菜,总说:爷爷烧的菜最好吃。 平时我天天下厨,我做的素烧鹅、卤鸭、肉烧蛋、鱼,都是全家人爱吃的佳肴。逢年过节,我还会做老鸭煲、炸春卷、炸响铃,儿子女儿不让我烧菜,我还不高兴。 二儿子隔两天就来看我,他说:“每次去庆春坊父亲那里吃午餐,推门进去就会看到老父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屋里散发着红烧肉的香气、鱼肉的香气。千万别以为我们不孝,老人身体健康、爱下厨,是我们的福气。” 2012年,我的玄外孙在上海出生,我特地做了一大钵头甜酒酿,托小女儿专程送去。 暑假,外孙回杭州,我一早从农贸市场买了两只小雄鸡,火腿慢火炖三小时,再一个人坐公交车,送到10公里外的女儿家,给外孙补补身子。 儿子常感叹:“老父亲之所以长寿,是因为他的心宽。心宽的人,对别人好的人,都寿长” 我这把年纪出去走走,除了靠体力,还要靠“斗争”。儿女劝我,我都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脚生在我身上,该走还得出去走。 2015年3月的一天,我上了7路车,车上没空位,我就拄着拐杖,站在通道上。一个急刹车,我突然后脑着地,倒在地上。边上的人连忙将我扶起。 司师傅机听说我已经90多,吓一大跳,连忙送我到117医院检查,头颅和其他部位都还好,只有一些软组织挫伤,医生做了消炎处理。 回家后,我和保姆张阿姨说好,不准告诉别人。儿子来家里吃饭,看我戴着帽子,帽子下面露出一截纱布,就追问起来。我没办法,说出实情。 儿子怕我脑振荡,专门叮嘱保姆,晚上如果我呕吐、头痛,立刻打电话给他。当晚,他将手机铃声调到最大档,一夜未眠,清早又来电话问候。 我说,不要去难为司机,人家又不是故意的。话没说完,司机师傅就拎着水果上门了。我看他忠厚老实,做人蛮有道理,就请他中午吃便饭,请他放心,不要记挂。 2016年,保姆张阿姨的外孙女从老家来杭州,找了个超市收银的工作。小姑娘没地方住,就不请自来,和她外婆挤一挤。儿子发现后,我就和他商量:一时三刻恐怕很难找到合适的房子,不如让小姑娘住下来。至于吃,也不在乎多一个人。即便要算,也是算得清的。儿子同意了,说“试住一个月”。 一晃眼,小姑娘在我家住了3年,我就像多了一个外孙女。儿子常感叹:“老父亲之所以长寿,是因为他的心宽。心宽的人,对别人好的人,都寿长。” 我对小辈们说:生命在于运动,活着就要积极地生活,你老爸我还年轻 这么多年,和我一起走西湖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开始是爱珍,爱珍走后,是楼上70多岁的蒋师傅、60多岁的老斯。他们现在时走时不走,我有时叫上70岁的保姆张阿姨和我一起走,更多时候一个人走。 有一次,儿子早上睡梦中被手机铃声惊醒。原来,我走路时误碰了通话键,把电话打到他那里。 儿子当时心里不知有多紧张,对着话筒喂了半天,也没人回答。再仔细听,是我走路的“嚓嚓”声,还有和别人的说话声。原来虚惊一场!他干脆在被窝里听我的“现场直播”,足足听了半个钟头。 老话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也只有亲生子女才敢带90多岁的老头子出门兜风。今年7月,我们一家去临安湍口泡温泉。中饭后,我一个人下到大太阳下的乡间公路散步。 儿子发现我不见了,马上拨通我的老人手机。我说早上没有走,现在走走。儿子命令我立即返回,喉咙有点响。 我在湍口三日,喝茶、聊天、泡温泉,走走乡间小道。难得出去,味道蛮好。我对小辈们说:生命在于运动,活着就要积极地生活,你老爸我还年轻! 路长,是因为心宽 读稿人语 戴 维 如果有谁在清晨六点走过苏堤,可能会遇到这位拄着拐杖的老人,“你好!楼伯!”如果你大声打招呼,他会朝你挥挥手。如果你们谈得来,运气好的话,他会请你到家吃他亲自烧的红烧鱼。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乐于付出,待人良善,这就是西湖边的楼伯,九十六高寿的他可能是西湖边坚持晨练最年长的长者了。 坐下来,听楼伯讲他的故事,也不尽然是一笑翻篇,楼伯的回忆录里也有悲伤的情话——“爱珍走了,我很悲痛。为了怀念她,我又开始一个人晨走西湖。”那走了八年的“两万五千里”,写满了一个老者对妻子的思念。我不期然想起《平如美棠》,那是上海一位八十七岁的老先生饶平如在妻子美棠去世后,用画笔讲述他俩的故事。楼中民和沈爱珍,不就是西湖边的平如和美棠吗? 从巧牵姻缘到最终成婚,从少年夫妻到中年丧子,从同进同出到孑然一身,楼伯的爱情故事,平淡从容。讲述的不仅是一个老人的长寿心得,还有他和妻子的人格高光:路长是因为心宽,乐于付出,宽于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