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正德辛巳年（1521）的一个秋天，天色已近黄昏，淡淡的一轮明月正悄悄爬上晴空，西下的夕阳用它最后一抹霞光，染红了西湖北面宝石山上耸立着的一排巨岩和那座直插天际的保俶塔。

监察御史施儒站在西湖白堤上，望着晚霞中的宝石山，湖面上凉风习习，面对湖光山色，施儒叹道：“山头啸长风，湖心讯晴月。此意吾自知，莫向游人说。”

施儒不知道，此刻他眼前的宝石山，正是历史上最为壮观的时期。山顶的保俶塔与山脚的壶瓶塔遥相呼应，山腰上那著名的“十三间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最醒目的是那尊建于北宋末年，不久前重新修整过的金装大石佛，面朝西湖，笑看世人。而这些景象，若干年后，除了保俶塔，都将不复存在。

❶ “山外青山楼外楼”正是十三间楼的写照

“十三间楼”因苏东坡而出名，在南宋乾道、淳祐、咸淳三部《临安志》中，均有苏东坡经常在此处办公和游玩的记载。“十三间楼”的全称应为“十三间楼石佛院”，建于晋天福七年（942），也有史书说是晋天福二年（937），由吴越王钱氏家族所建，是以上这些古迹中最早的一处建筑，比保俶塔还要早六年建成。

十三间楼石佛院顾名思义供有石佛，只不过这尊佛小了点，只有三寸长。不知这三寸佛是什么来头，当初要造十三间楼来供奉。不过，这也似乎为近两百年后，思净和尚在其下雕琢那尊大石佛埋下了伏笔。白珽（南宋）在《西湖赋》中将大小石佛作了生动对比：“佛三寸不为小，楼十三以龛其像；佛百丈不为大，舟万斛以维之综。”

到了宋治平二年（1065），十三间楼改名相严院，因其居高临下，整个西湖尽收眼底，成为北宋年间的游览胜地和寺院名楼，“山外青山楼外楼”正是此楼的写照。号称“李白转世”的北宋诗人郭祥正的《十三间楼》诗曰：“高楼插湖脚，绀碧十三间。待月客无寐，看山僧自闲。”又因十三间楼靠山而临湖，周围有翠竹和清泉，还是一著名的避暑胜地。南宋初年，陈渊有首《题临安阁》：“昔年曾到十三楼，一色西湖十顷秋。寒碧轩中最宜暑，只缘修竹近清流。”

苏东坡知杭州时，常逗留十三间楼，以至于后来的志书都将两者挂上了钩。东坡先生有首《南歌子·杭州端午》词：“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菰黍连昌歜，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该词作于元祐五年（1090）端午，讲了当时杭州人端午节都上十三间楼烧“端午香”的盛景。

苏东坡与十三间楼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而是大多将此当作办事处。众所周知，苏东坡主政杭州时，做了两件名留青史的大好事：一是疏浚西湖，二是赈灾救民。

❷ 十三间楼成了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前线指挥部”

苏东坡第二次来杭时，近半个西湖已严重淤塞，淤泥上荒草丛生，有人甚至提出不如填湖造田。而苏东坡深刻意识到西湖对杭州百姓的重要性，他上奏朝廷力主西湖不可废。朝廷许之，于是苏东坡组织数万民众开启了浩大的西湖疏浚工程。

头戴竹笠、脚穿芒鞋的“苏市长”几乎天天去西湖疏浚工地视察，他创造性地将挖出的淤泥，筑成一条连接西湖南山和北山的长堤，为了湖水的流通，还在堤上造了六座桥，并种上花木，这就是著名的“苏堤”。在这期间，因路程较远，苏东坡很少回凤凰山脚的州府，大部分时间就近住在十三间楼上，这里面对西湖，视野开阔，既可以观察工程进度，还可以设计规划施工方案。十三间楼便成了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前线指挥部”。

苏东坡在杭做的另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就是救济灾后百姓，这也与十三间楼有关。

北宋元祐四年（1089），杭州大旱，饥荒和瘟疫并发。刚到任的苏东坡多次向朝廷请求减免税供，又把修葺官舍的钱拿来买米赈济饥荒。饥荒稍平，严重的灾后瘟疫又相继爆发。苏东坡对此倒有经验，原来他谪居黄州时，那里也闹过时疫，他凭一张友人相赠的名为“圣散子”的药方，救了许多人。这次针对杭州的瘟疫，他又试用此方，结果“所全活者，至不可数”。

苏东坡在《苏轼集·圣散子后叙》中记载：“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严院修制，自立春后起施，直至来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径以施送本院……”这是一则苏东坡招募配制“圣散子”信士的告示。从文中可知，“圣散子”皆由廉价药材组成，个人自制，其利甚薄，只有组织众人大规模制作，才有利于长久施行。其中提到的“楞严院”，就是这次集中制药施医的总部。

楞严院与十三间楼有什么关系呢？据《咸淳临安志》：宋治平二年（1065），十三间楼石佛院改名相严院，可有意思的是，同样在咸志的一幅《西湖图》中，保俶塔下标注的是“十三间楼”和“楞严寺”，并无“相严院”的标记。在《西湖游览志》（明）的《西湖图》中，该位置也是标注“楞严寺”，可能“相严院”后又改名“楞严寺”。

那么，“楞严寺”是否就是苏东坡所提的“楞严院”呢？很有可能，宋代的“寺”和“院”往往相通，如黄龙洞的“护国仁王禅院”也称“护国仁王禅寺”。在查询“楞严寺”与“楞严院”之关系的过程中，还引出了苏东坡在杭做的一件更了不起的事，即设立救助贫病孤寡者的慈善机构安乐坊。

南宋藏书家周辉在《清波别志》中记载：“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也就是说，苏东坡自掏腰包帮助官府在杭城中建安乐坊，请僧人主持，三年医治病人千余人，医僧被授紫衣袈裟。苏东坡置安乐坊的理念源自唐代的“悲田养病坊”，所谓“悲田养病坊”是设于寺院内专门收养贫病孤老者的慈善机构，源于佛教“悲田”思想和僧俗赈济贫病的善举。而安乐坊已离开寺院，单独设立，是医疗慈善由寺院走向社会的一种突破与进步。据《杭州市志》记载，安乐坊也是我国最早的民间救济医院。

到了南宋，《淳祐临安志》卷七载：“养济院，一在钱塘县界西石头之北，一在艮山门外。”这里的“养济院”就是居养院、安济坊的统称，而“西石头”又是哪里呢？这个“西石头”的来头其实非常大，可以说是杭州最早的古迹，据传它是秦始皇东巡至此缆船用的大石。陆羽《武林山记》云：“自钱塘门至秦皇缆船石，俗呼为西石头。”

周密（南宋）《武林旧事》载：“大石佛院旧传为秦始皇缆船石，俗名‘西石头’。宣和中，僧思净就石镌成大佛半身。”据此可知，“西石头”后来成了“大石佛”（这个故事下文再叙），而“大石佛”就在十三间楼的下方，《淳祐临安志》中“西石头之北”的“养济院”，应该就在十三间楼。

南宋的“养济院”既然是当初苏东坡所设“安乐坊”的沿革，那么苏东坡那篇招募配制“圣散子”信士告示中的“楞严院”，很有可能就在十三间楼，也就是“楞严寺”。

宝石山上的十三间楼曾作过疏浚西湖的“指挥部”，曾作过救治百姓的慈善所，都与“老市长”苏东坡有着很深的渊源。其中冠胜轩、雨亦奇轩、寒碧轩等名字，估计也是由这位浪漫大文豪所起。苏东坡不仅将十三间楼当做办事处，更将浓浓的人文气息注入其中，以至于后代文人都喜欢登上这座依山临湖的佛院，去感受这种情怀。

清道光十九、二十年（1840），校勘家钱熙泰、张文虎、瞿世瑛等先后两次赴文澜阁抄校《四库全书》时，就是住在十三间楼，并且大部分时间在此抄校浩瀚的库书。当然，此时的十三间楼早已不是苏东坡那时的建筑格局了，但大致方位没变。张文虎的《十三间楼校书记》对此处环境有过较详细的描述。

至今，在“宝石山之半”的民宅内，还留有一块钱熙泰撰写的《弥勒院重建大悲阁碑记》的石碑，上记瞿世瑛等人当年在弥勒院重修楼阁之事，并以旧名“十三间楼”冠之。这个“弥勒院”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大佛寺”。

❸ 西石头与秦始皇

宝石山上那尊金装大石佛就是大佛寺的本尊，而大石佛的前身就是上文提到的“西石头”，也就是传说中的“秦始皇缆船石”，是杭州名气最大的古石头之一。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后崩于途中），其目的之一是到会稽（绍兴）祭拜大禹。古代没有飞机、高铁，从咸阳到会稽几千里漫漫长路，全部坐马车的话屁股都得颠烂，所以秦始皇从长江而下是由水路坐船而来，既舒服又安全。

从丹阳到钱唐这一段，秦始皇是沿着大运河南下的。有人会疑问，大运河不是隋朝才有的吗？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就开凿了胥溪、邗沟、黄沟三条运河，沟通了自太湖至长江、淮水的水路。秦始皇的船队自太湖再沿苕溪到余杭，从轲亭（皋亭）往南至钱唐。

到了钱唐，秦始皇准备渡浙江（钱塘江）前往会稽，但此处一望无际的江水，波涛汹涌“水波恶”，只得上岸作了短暂的停留与修整。据传，秦始皇楼船的缆绳，当时就是系在宝石山的这块大石上。

❹ 当时西湖虽三面皆山，但仍通江海

两千多年前，杭州的水位有这么高吗？如果水一直漫到宝石山山腰，那杭州城岂不是一片汪洋？还真是的。当时的杭州城（钱唐县）并不在西湖的东面，而是在西湖西北面的灵隐山（栗山），而且当时根本没有西湖，现在西湖的位置是一个与钱塘江相连的浅海湾，海平面要比现在高出20米左右。

陆广微（唐）《吴地记》中说，当时西湖虽三面皆山，但仍通江海。竺可桢在《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中也认为：西湖本是浅海湾，与钱塘江相通。随着江、湖夹带泥沙在海湾口沉淀，在西湖南面的吴山和北面的宝石山两个岬角之间，逐渐堆积成沙洲，把湾口塞住，变成一个礁湖（即潟湖）。久而久之，湖之东面就形成杭州平陆，即今之杭州城区。

秦始皇在钱唐短暂逗留后，向西走了一百二十里，从江面狭窄之处渡江。据后人推测应该是沿富春江往富阳方向，大致在汤家埠这个地方过的江。在浩浩荡荡的始皇船队背后，宝石山上的那块“缆船石”，依然在烟波浩渺的江水中挺立着。

一千多年后，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江水早已退去，崇佛的吴越国王钱镠，不仅开浚了西湖，还在其周边及杭城先后兴建了百余座寺院，使都城杭州有了“东南佛国”之称。

据《咸淳临安志》，显德二年（955），吴越国最后一任国王钱弘俶在宝石山“秦始皇缆船石”旁建兜率寺，并在“缆船石”东侧石壁上琢二尊佛（有学者考证，其中一尊布袋和尚塑像至今留存），寺内有二尊殿。该寺位于十多年前所建“十三间楼石佛院”的右下方，而山顶的保俶塔和崇寿寺也正在建造中。与此相对的是，就在这年，北方后周世宗柴荣开始了灭佛运动。

钱弘俶纳土归宋后，大宋朝一统江山，起初对佛教还是尊重和包容的。西湖边依旧寺院林立，香火旺盛。苏东坡在杭州任“市长”时，就喜欢在西湖一带寺院逗留。当他去临时办公地“十三间楼”时，每次都要路过其下的兜率寺，以及那块秦始皇缆过船的巨石。想必那时东坡先生也常常会在阵阵梵音中，怀古惜今吧。

到了宋徽宗时期，赵佶崇道抑佛，颁布了“革佛诏”，其实是打压和改化佛教。在此背景下，宝石山上的兜率寺毁于宋宣和初年（1119），寺院改为某副将的官邸。

❺ 大石佛与思净

此时，一位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思净和尚，这是北宋末年杭州的一位奇僧。据《武林西湖高僧事略》（宋）记载，思净俗姓喻，杭州人，家住北关（武林门外）。他生下来就不吃荤，从小喜欢画画，且爱临吴道子的画。等技艺成熟时，就专画阿弥陀佛，将阿弥陀佛画得出神入化。因其擅画弥陀，当时被净土宗大居士杨无为称为“喻弥陀”。

《武林梵志》（明）记思净三十五岁正式出家，先拜师学佛，后将夹城巷的住宅出租，免费为来往僧人供饭，此举施行近二十年，共接待了约三百万僧人，人称之为“接待寺”。后郡人送“妙行院”匾额，并扩建此居为寺，这就是夹城巷妙行寺的由来。

宣和二年（1120）年底，方腊起义军攻占杭州时，思净直驱方腊的指挥所面见方腊，愿“以一身代一城之命”，方腊竦然而敬，命手下稍为收敛。方腊败退后，思净收聚被害者遗骸，为其做法事超度，并“香花熏沐”葬之。

据《杭州府志》（民国）记载，绍兴初年，思净在蒲场巷（今大学路）还筹建了普慈寺。绍兴十年（1140），思净圆寂，礼部侍郎张九成在普慈寺内为思净立塔铭文。这个普慈寺后毁于明朝，清光绪年间重建。光绪二十三年（1897），林启任杭州知府时，将普慈寺改设求是书院，后又诏改浙江大学堂，这就是浙江大学的前身。

不过思净最出名的还是他镌成了宝石山上的那尊大石佛。据《西湖游览志》（明）记载，思净小时候曾游宝石山，见到这块面向西湖、特别醒目的“秦始皇缆船石”，就起了“破坏文物”的念头，说：“异日出家，当镌此石为佛。”这个儿时的心愿一直留在他的心底。

到了宣和年间，思净已在妙行寺为僧，在佛教界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和地位。为完成儿时的心愿，思净开始在宝石山镌刻那尊大石佛。其具体开刻年份不详，估计在方腊败退的宣和三年（1121）。

据《咸淳临安志》，多宝山（宝石山）大石佛于宣和七年（1125）雕成，刻的是弥勒佛半身像。至此，一千三百多年前的“秦始皇缆船石”变成了“北宋大石佛”。大石佛当时的具体尺寸书中均无记录，按现在的遗迹，高宽各十一米左右，而当时一定比这要大，尤其是头部。大石佛雕成后还被涂上黄金，并在上面建起一座正面开放式的殿宇，既可挡风避雨，又能使人从西湖上一眼便可望见这座“金装大石佛”。

值得一提的是，到至元年间，有富民捐钱修寺时，去其左壁，再将右壁雕琢成五指。因此，后人描述的大石佛已与“原版”有所不同了。

有个疑问，史料上没有说明，就是思净哪来那么大能耐在宝石山雕佛建寺？据我分析，其一，思净人缘好。其二，与官府关系不错。这从张侍郎为其铭文、薛侍郎向其请教中略见一斑。其三，思净家底殷实。（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